1950年挟课本上学去的农村妇女
扫盲运动出现三次高潮
全国扫盲运动先后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从1950年至1953年。毛泽东从事革命以来，一直重视扫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
祁建华在进行速成识字教学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全国解放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第三次高潮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
全国推广“速成识字法”
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文盲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是否脱盲的标准。
孙子当了奶奶的老师
灵活多样的扫盲形式
农村的扫盲，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成立了扫盲协会，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是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儿、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师资短缺，釆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100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夜校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解放前，很多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庙里。没有课桌，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用墙壁当大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也有“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日常生活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真可谓五花八门。
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劳动，工人做工，农民种田”，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赞扬“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一边在颐和园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到1956年初，吉林省榆树县正义村已经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之中的文盲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对扫盲做出这样详细的指示，足见他对扫盲工作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重视扫盲中的浮夸现象
1958年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若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不做拦路虎，不当睁眼瞎，要当扫盲促进派”“五年摘掉全国文盲帽子”……为了完成指标，一些地方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泽东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这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出现过一些浮夸现象，但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是新中国的一次文化建设高潮，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摆脱了旧社会的噩梦，打开了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人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城乡的落后面貌，缩小三大差别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打下了文化基础。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永载共和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