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文教局工农教育处举办的工农业余学校教师速成识字教学法学习会上，祁建华 （左立着制服者）亲自指导，帮助教师们解决教学中的困难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总人口为5.5亿，其中80%以上为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在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与领导下，北京市的扫盲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入到扫盲运动的过程中。在市政府及有关单位的领导、配合下，北京在1952年、1956年和1958年先后掀起三次扫盲运动的高潮。
推广速成识字法，掀起首次扫盲高潮
为了提高识字效率，1952年，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该教学方法采取“大量突击、分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提高”的原则，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学习注音和拼音，即“识字拐棍”；二是大量突击，认识单字；三是大量阅读、写字与写话，平均每人每天可识字100个左右，效果显著。
为了贯彻教育部的《通知》精神，1952年，北京市文教局发出通知，要求业余学校、民校、成人夜校的教师学习“速成识字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速成识字法广播讲座”，播讲识字运动的意义、“速成识字法”的基本精神。
1952年7月，北京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党委、团委、工会、农会、妇联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代表组成，吴晗为主任委员，廖沫沙、翁独健为副主任委员。区（厂）、村（城区派出所）也相继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是扫盲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主要负责识字运动的开展与制订扫盲计划。
8月8日，北京市召开了市区两级的政府系统和工、农、青、妇等系统的文教干部大会。副市长吴晗在会上讲，“我们准备在今年十月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在三年时间内，扫除全市的文盲、半文盲”，号召各个部门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扫盲运动。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北京市第一次扫盲运动掀起高潮。
9月，市总工会制订了《北京市开展职工识字运动逐步扫除文盲的初步计划（草案）》，要求到1954年扫除全市19万名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在“速成识字法”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北京市在1952年6月至9月间，进行了师资的动员、组织和训练工作。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外，动员了大量的机关工矿职工、家庭知识妇女、农村知识分子和少数还未就业的失业知识分子，作为训练培养的对象。市识字运动委员会采取分区分批短期训练的方法，先后训练了7500名教师，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大约有4350名教师能够胜任扫盲工作。这样，就初步建立了扫盲师资队伍。
针对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经费问题，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1952年11月，北京市文教局提出：职工识字学校所需经费由工会文教费支付。1953年5月，北京市在领取工农业余教育经费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工人部分经费来源以工会文教费为主，另由政府补助；农民和市民部分，分为工农业余事业费与扫盲事业费。业余教育事业费用于学习《农民识字课本》第五、第六册的各班经费开支，扫盲事业费用于第一至第四册的各班经费开支。北京郊区农村中的扫盲经费更多的是群众自筹，用于购买教材、纸和笔，有的甚至亲自盖扫盲班教室。如石景山钢铁厂炼焦部参加速成识字运动的1000余名工人，因为天气冷，露天礼堂不适合上课，利用工余时间，将从前人工炼焦的焦炉台改修成17间教室。
北京市文教局在解决扫盲经费、教材编写等问题的同时，还对“速成识字法”进行了改进。由于北京市不少地方缺乏严格编班教学的条件，特别是郊区的农村，因为人口少且分散，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编班、编组的方式进行识字教学难度很大。另外，在师资条件上，一些扫盲教师水平不够，掌握“速成识字法”有困难。
因此在“速成识字教学法”的基础上，北京市东郊区和南苑区开始对“速成识字教学法”进行改进，采取“分段速成教学法”与“单元突击教学法”进行扫盲。这两种方法适合了群众学习时间不容易集中的情况，解决了一口气学2000个字的困难，效果也比较巩固。这两种方法受到了学员们和教师们的欢迎，有的学员说，“中间缓了一口气，这下子思想、精力倒真能集中了”；有的教师说，“我们的信心提高了，这样一段一段地学，一段一段地教，我自己也提高了，胆子就壮了”。
第一次扫盲运动从1952年“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开始，一直持续到1955年。在4年时间内，北京市将近54万人参加扫盲运动，包括机关工作人员、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结业6万余人。在这次群众性扫盲运动的开展过程中，由于强调速成，违背了学习规律，教学上出现冒进情绪，因而“回生”现象比较严重，但及时得到了纠正。总的来看，扫盲运动的开展是比较正常、健康的。
北京市东郊八里庄翻身老农高宽在读新出版的连环画
扫盲协会成立，扫盲高潮接踵而至
1956年2月，北京市对农民、职工、干部、手工业者和市民分别制定了扫盲标准。扫盲对象为年龄在14岁以上的青壮年。对农民和街道居民中的文盲，要求认识1500字以上，并且学会算术；对职工、干部和手工业者中的文盲，要求认识2000字，学会算术，基本达到初小毕业程度。
为了制定更为具体的扫盲结业标准和测验考试方法，1956年6月，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又制定了《干部、职工扫盲结业标准及考试办法》与《手工业者和街道居民扫盲结业标准及考试办法》。考试合格者，由市工农业余教育局颁发扫盲结业证书。
1955年，北京市区县教育部门协助基层编写了《农民识字课本》，内容包括：本乡、本社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农活名、庄稼名、度量衡名、年月日、数字及其他一些记工账所必需的文字和语言。同年，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和市工会、妇联根据不同的扫盲对象，分别编写了农民、职工、城市劳动人民识字课本。
在这次扫除文盲运动中，参加扫盲学习的文盲、半文盲达到47万人，约占全市文盲、半文盲总数73万人的64%。
北京市扫盲运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扫盲规划要求过高过急。二是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在教师使用上，不少地区年老的不要，有点历史问题的不要，思想落后的不要，文化水平低的更不要。于是扫盲任务就落在少数年轻的、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身上。还有不少单位把扫盲义务教师当专职教师使用，工作分量过重，时间过长，使人家“义务”不起。但总的来说，这次扫盲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参加的群众达到47万人，历时2年，到1957年底共有10万余人结业。
北京市郊区高碑店文化馆举办的农民速成识字实验班的优秀学员刘志英，她在两个月内每天学习两个小时，认识了1600多字，这是她正在念着全班写给当地区长的一封信
文化“大跃进”，扫盲运动再次起航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以后，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大跃进”计划。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此后，文化领域的扫盲“大跃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5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家办学”的扫盲方针，并且指出“扫除文盲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每个革命者都要当扫盲的促进派”。这两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第三次扫盲运动高潮的到来。
同日，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发出《关于大力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积极推动扫除文盲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文化站、文化馆、俱乐部和业余艺术组织，把扫盲工作作为经常宣传的内容之一，争取为扫盲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扫盲“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1月至7月，北京市各区县共扫除文盲15万人，其中丰台区岳各庄乡和朝阳区和平乡都成为了无盲乡。
随着工业、农业的“大跃进”，北京市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大跃进”。仅1958年一年的时间就扫除了文盲24万余人，其中农民文盲15万，干部文盲5万，市民文盲4万。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扫盲运动也出现了浮夸风，虚报扫盲结业人数等问题。同时，在扫盲工作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等现象。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盲工作的指示精神，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于1959年6月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要求大张旗鼓地宣传，大搞群众运动，继续鼓足干劲，开展扫盲工作。为了更好地宣传扫盲经验，北京市扫盲协会印发了《识字学习的五条经验》。
北京市“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扫盲指标层层加码，虚报扫盲结业人数，如出现了“十天扫盲”“三天扫盲”的无盲单位，乱删教材内容等；二是采取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扫盲，违背教育规律，不少单位为完成指标搞形式主义，导致扫盲运动起起伏伏。尽管如此，“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仍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北京市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工人积极参加了技术改造运动，有的甚至进行了发明创造。
1960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北京市的扫盲运动逐渐陷入低潮。开展扫盲运动需要遵循教育规律，才能彻底实现扫盲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扫盲教育因为遵循了教育规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到1990年，北京市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扫盲运动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