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李翰《蒙求》作为古代小学教育阶段的教材，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童蒙教育书籍，在唐代以前，极为盛行而且影响深远， 又以其提名取自《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故后世童蒙读物多以“蒙求”命名。然而由于此书原著早已失传，后世所见殆为后人补注，无法窥其原貌。
如今，在历经数百年的岁月变迁中，来到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中，就能看见敦煌本《蒙求》正在展柜中展出，等待着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的驻足欣赏。敦煌本《蒙求》为存世最早的《蒙求》抄本，本残卷开头 17 行为李良荐《蒙求》表，接下来的 4 行为李华《序》的部分内容，后为“蒙求”正文并注释，注用双行小字。它的发现不但可以复原唐代《蒙求》一书的原貌，还对考订此书的作者、时代及注文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帮助。在考察古代蒙书的发展方面，《蒙求》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
《蒙求》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学界曾有过反复论证
关于《蒙求》一书的作者，历来有“李瀚”“李翰”和唐代人还是五代后晋人之争。最早关注敦煌本《蒙求》的研究者是王重民先生，他在《敦煌古籍叙录》中著录了李氏《蒙求》2件；王三庆《敦煌类书》“类句体之类书”一节中，也提及了敦煌藏经洞P.2710和P.4877两件《蒙求》写本；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中“敦煌写本知识类蒙书”一节在前人著录、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件敦煌本《蒙求》残卷进行了详细的著录与研究。李良《荐表》和李华《序》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敦煌本《蒙求》（图据受访者）
据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祁晓庆介绍，关于唐代《蒙求》的作者、时代和注文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对作者时代的争论方面。根据 《蒙求》在宋代书目中的著录次序，周中孚指出“李瀚”之说为误，该书作于唐代，作者应为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清光绪六年，杨守敬从日本古钞本 《蒙求》中指出，李华《蒙求序》及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证明 《蒙求》的作者“李瀚”确系唐人。之后，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据以论证《蒙求》的作者及时代，明确指出《蒙求》的作者即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翰” “瀚”相通。
关于《蒙求》的作者，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存在 ‘李瀚’及 ‘李翰’两说，但均指出其为唐人。到了清初编修《全唐诗》的时候，才出现了《蒙求》作者 ‘李翰’为唐末五代人的说法。祁晓庆进一步补充道，“敦煌文献刊布后，学界进一步印证了余嘉锡的结论。2004 年，傅璇琮先生在对 《蒙求》的流传及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蒙求》的作者并非翰林学士李翰。此后，以唐雯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傅璇琮的观点进行了发扬，西北大学李军教授对李瀚与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之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确认“李瀚”与“李翰”应为同一人。
在童蒙教育方面，《蒙求》有深远影响
《蒙求》原文分上、中、下卷，取经传史实故事，四言一句，现存版本共596句，2384个字，除了篇末最后的四句之外，每一句都讲一个典故，涉及典故592个。正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起于“王戎简要，裴楷精通”，讫“鸣鹤日下，士龙云间”，共50句。作为唐代撰写而成的一部童蒙类读物，在唐宋时期影响巨大。唐代文宗李华曾在所作序言中写过一句话，“不出卷而知天下，其 《蒙求》哉”，在此基础上，李良的推荐语中也说，“汉朝王子泉制《洞箫赋》，汉帝美其文，令宫人诵习。近代周兴嗣撰《千字文》，亦颁行天下，岂若 《蒙求》哉! 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则固多弘益，老成亦颇览起予。”
“蒙求体”蒙书教材具有显著的教育功能。祁晓庆认为，“从时代上看，《蒙求》上承 《千字文》，下启 《三字经》，在篇幅和知识含量上，相对于两者却有过而无不及；从流传范围看，该书不仅远播敦煌，更是在唐末之际成为日本皇室的读本。”她详细介绍道，作为唐代撰写而成的一部童蒙类读物，《蒙求》在唐宋时期影响巨大，《资暇集》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均有所引用或著录。经过历史沉淀，“蒙求体”以其文化的博深、体裁的新颖、理解的简易，既有传承文化的意义，又有教化的道德价值。
“蒙求”强调的是激发蒙童主动求知的欲望，以及主动求索的内在动力，而非通过外界力量来迫使童蒙去学习。书名《蒙求》的含义也与书中所叙内容和体例相符，即一句一个典故或者一联一个典故，这些典故不是死记硬背下来就可以，而是每一个典故背后都包含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要想弄懂这些知识，就要求孩童去主动查找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激发童蒙主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蒙求教育由最初的识字基础教育，逐步转入历史、常识和德育类教学，既有助于文化知识的传承，又能培养儿童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利用贴近生活的文史掌故和生活常识，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敦煌本《蒙求》补充了蒙学教材的内涵，也使得教学更为方便。”祁晓庆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