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是私学的初级教育阶段。它发轫于春秋时期，盛行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兴于唐、宋、元、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它在普及教育、传播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杂家、农家、小说家皆授徒讲学，为促进百家争鸣局面的到来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如果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是小规模的、不分层次的，我们可以把那时的私学直接称之为私塾。而自汉代始，私学教育则开始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进行教学了。根据现有史料，汉代私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或低、中、高三个不同层次：这就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
“书馆”是汉代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教师称“书师”，主要对学生进行识字和写字的训练。汉代“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自己的家室或借用公共场所坐馆设教，附近学童入馆就学，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至百人或数百人。比如东汉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一种是豪门富户聘请教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的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在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专设官邸学教授贵胄子弟之前，连皇帝子女都是通过“家馆”接受启蒙教育的。无论哪种书馆，教师对学生进行的都是读、写、算和伦理道德行为的基本训练。这个阶段结束后，学童进入“乡塾”接受一般经书教育。
一般经书教育由“乡塾”来承担。“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授《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主要是巩固前一阶段识字、习字的成果，为进一步学习做准备。汉代有许多人都是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而成为卓然独立、力压群芳的学者的。比如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东汉官邸学建立之前，皇室子弟也有外出就塾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比如光武帝刘秀少时就曾到长安就师学习《尚书》，“略通大意”。以上说明，在识字、习字教育完成之后，诵读《论语》、《孝经》、《尚书》等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对经书“粗知文义”，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教学方式主要是“诵读”。它是从大量的集中识字到专经研习的过渡阶段。诵读一般经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既巩固了集中识字的成果，又为进行专经研习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在教育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我国古代教育大体上确定了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高层次的专经研习的基本体系。即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层层递进的教育体系。
春秋发轫，经久不衰（二）
专经研习阶段是私学教育的最高阶段。汉代私人讲学的大师都是精通一经或数经的大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长教授弟子，吸收了大批生徒于门下。比如西汉董仲舒精通《春秋公羊》学，“下帷讲诵”，弟子众多，创立了“弟子相传”的教学制度；韦贤精通《礼》、《尚书》、《诗经》，“号称邹鲁大儒”……到了东汉，专经阶段的私人教学逐渐成了稳定的教学组织形式。实施机构一般名之为“精庐”或“精舍”。“精庐”或“精舍”或建在大师的家乡，或选择山水名胜之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供应学者食宿。精舍讲学具有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性质，往往是经师边说边讲边著述。
在汉代私学的这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中，“书馆”是典型的基础教育，即蒙学：“乡塾”是中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阶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精庐”或“精舍”是高等教育，汉代的私塾主要指“书馆”和与其直接相联系的“乡塾”，而不包括“精庐”或“精舍”。汉后各代沿袭此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离乱”的年代。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连年战争，封建政权频繁更迭，统治者无暇顾及学校教育，官学的发展时兴时废，而私学，尤其是私塾的发展却很盛。事实证明，每当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时期，学术思想往往得到自由发展，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往往成为包括私塾在内的私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塾蓬勃发展，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传续文化、发展教育的历史重任，不仅涌现出了颇负盛名的蒙学大师，而且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
唐代的私塾多建在乡村，一般称为村校。唐代农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乡民多有学习文化的要求，因此村校办得相当普遍。它不仅对普及一般的文化知识起到积极作用，也为培养专门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唐代村校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形式生动活泼，而且很多大文豪和地方官吏在治学从政之余积极教诲后生，他们授徒讲学不辍，实开一代尊师重道新风。
宋代私塾相当发达，而且蒙学化的特点最为明显。宋代私塾无论在教材建设，还是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上都日臻完善，宋代私塾正规化、制度化，可谓盛极一时。宋代私塾种类名目繁多，有小学、乡校、冬学、家塾、蒙馆等。
明中叶以后，重科举，轻学校，官学日衰。清代官学更是有名无实，书院也多学做官样文章。因此明清之际士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学校主要是私塾。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读书识字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风尚；中举做官被认为是最荣耀的事业，加之国家提倡社学、义学的影响，因而私塾遍布全国城乡，乃至“普及”的程度。明清私塾主要是蒙学，也有兼教儒经，属于“小学”、“大学”一贯制的。明清私塾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正规化、制度化，而且出现了总结历史经验、专讲私塾教育和管理的专著，标志着私塾教育发展到了新水平。明清之际的私塾，按照设立情形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用祠堂庙宇开设的“门馆”、“家塾”，学生交纳一定的学费入学读书；第二种是“私塾”、“族塾”或“义塾”、“义学”，由一族或一村延师设学，本族本村子弟免费入学，《红楼梦》中所讲述的贾家义学就是这种私塾的典型；第三种是由富贵人家聘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和亲友子弟的“坐馆”、“教馆”。私塾按学生程度划分，有的仅是蒙学水平，招收15岁以下儿童就学，多数私塾兼及更高程度，有的私塾教授经书，帮助学生应举，学生年龄从七八岁到二十几岁不等
春秋发轫，经久不衰（三）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蒙学以私塾为主，另有社学和义学，它们与私塾的区别是：社学和义学多由官办或官办公助为主，以免费招收“孤寒子弟”为标榜。明初社学多为官办，其后民办社学渐多。清初沿袭此制，诏令官办社学，但已是社学尾声了。义学也分官办、民办两类，民办义学由民间捐田捐银维持，不仅《红楼梦》中贾家义学即为此类，清末武训行乞所办的三所义学更是民办义学的典型。
我国封建社会，国家只承办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多由民间自办，称为私塾。近代兴办普通教育之时，国家无力一切求新，对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这就极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为私塾找到了转轨变型的最合适的道路。
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诏令全国对私塾进行改良，强调改良过程中，对私塾“不应歧视”，指出改良私塾可以增加就学人数，从发展教育角度讲，“国内多一就学之人，教育即有一分起色”。这种改良私塾的观点和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既有助于儿童就学，也有助于塾师就业。为敦促改革有序有效地进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颁布了《改良私塾章程》，提出“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渐期合法，并补助地方教育为宗旨”。此《章程》颁行之后，全国各地渐次对私塾进行了改良。改良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对私塾进行登记、调查，摸清改良的难易程度。
其次，对塾师进行劝导，并且发给学部编定的简易课程表及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管理通则等。
再次，各学区成立私塾改良研究会，向塾师传授新知识，尤其加强教育和教授管理法等教师必备专业知识的传授与灌输，给教师洗脑。
第四，对塾师开展“甄别”工作，评定其教学的优劣等级，经督学局局长核定后，对最优等、优等、中等水平的塾师张榜表扬，并酌量颁发名誉金，以示鼓励。
第五，把合格的私塾立案，并换上私立初等小学堂的牌子，规定其毕业生享有与官立小学堂毕业生的同等待遇。
经过这次改良，私塾的发展出现生机，很多私塾变为私立小学，塾师水平亦有一定提高。但限于人力、财力，改革是不彻底的，直到新中国成立，私塾在我国农村依然大量存在。比如，在偏僻落后的皖南地区，刚解放时，全区有私塾3768所，相当于正规小学总数的二倍以上，塾生45327万人，相当于小学生人数的1/3，塾师3768人，相当于小学教师总数的3/5。私塾的长期存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停滞不前相适应，私塾简易省钱，一师一屋，便于深入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满足当地儿童受教育的需要。由于私塾具有这样的特点，又不限定入学年龄、修业年限，所以很容易植根基层、润物无声，它在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全面普及初等教育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承担起了普及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私塾所进行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是功德无量，永垂史册的。
入圣之基，晓育英才（一）
私塾是旧时私人办理的初等学校，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不负责初等教育。中央官学多为高等教育性质，地方官学如州县学多是在蒙养教育基础上读四书五经和学习诗文，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属于中等或高等教育性质，因此基础教育的任务多由私塾来承担。这样，私塾的教育质量就是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它不仅影响私学中高等教育的水平，也直接决定着官学的起点，因为它们是接收私塾的生源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私塾教育，把它称为“蒙养教育”。所谓“蒙养”，即是取“蒙以养正”之意，意思是用正确的教育启迪儿童的智慧和心灵，使儿童健康成长，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古代先哲非常重视蒙养教育的基础作用，《易经》上早就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南宋的朱熹根据古代教育经验和自己多年从事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把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阶段是8-15岁，为打基础的阶段，他把小学阶段比喻成“打坯模”，他说小学阶段打做圣贤的坯模，至关重要，只有基础打好，以后孩子上了大学，在此基础上加工，增长些知识，就可以成为圣贤了，即所谓已有了“圣贤坯模”，大学“只就上面加光饰”。否则若坯模打坏了，就难以弥补了，他说“自小失了，要填补实是难”。因此，他主张教育必须从小学抓起，注重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也十分重视蒙养教育。他说：“蒙者，知之始”，“正之唯其始”，“养其习与童蒙”。强调从小给儿童正确合理的教育，否则教育不当，儿童恶习已成，要“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可胜”。在他看来，儿童既有造就成“英才”的条件，也有成为“败家子”的可能，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私塾，都必须对其严格要求，认真训导。王守仁不仅重视蒙养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在长期从事蒙养教育的实践中，探索教育规律，提出了一套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体系，对后世极有指导意义。
由于古人重视私塾教育，把它作为“入圣之基”，因而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积极从事私塾的教育教学工作，提高了私塾教学水平的提高，使私塾人才辈出。
翻开中国历史，阅看名人传记，许多名人都接受过塾师的严格指导和训化。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书文奇伟”的鸿师硕儒王充8岁入私馆学习《论语》、《尚书》，“日讽千字”，“书日进，又无过失”，是私馆里的优等生。由于王充在私馆中成绩优异、品德高尚，“乡里称孝”，被保举到中央太学。在太学学习期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太学毕业后，王充重返故里，著《论衡》20余万字。
入圣之基，晓育英才（二）
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孔颖达8岁入私塾，诵记日千余言，颇为时人赏识。
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自幼就读私塾，13岁通《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并立下远大理想和志向。少年胡瑗不同凡响的才华和抱负，博得邻里乡亲的赞誉，他们对胡瑗父亲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明清之际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4岁入家塾，7岁就读完了《十三经》，14岁考入湖南衡阳县学，20岁就读于岳麓书院，致力研习经史诸子百家之学，终于成为我国17世纪学问渊博、著作丰硕的大学者，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及教育皆有卓越见解。
清初启蒙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7岁就读私塾，成年后以[明道救世]的精神，抱定治学处事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宗旨，致力于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清代中后期，被称之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6岁进私塾读书，就读14年。
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5岁就进私塾读书。他学习专心努力，识字必懂方止。11岁开始学作诗文，记诵绝人，进步很快，有神童之称。早期良好的正规教育奠定了张之洞一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被毛泽东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6岁始入家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所谓三部小书，续读四书五经。
在中国现代史上，恽代英、陈嘉庚、黄炎培、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陈鹤琴等等皆自幼就学私塾。虽然，我们不能说私塾的教育是他们成才的决定因素，但至少可以说，由于私塾的良好教育，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品德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们成为利济苍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杰出的历史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默默无闻，倍尝清贫（一）
私塾的发展全赖教师之维持，学生的成长全赖教师之栽培。私塾教师被称为“书师”、“塾师”、“孝经师”、“蒙师”等，一般由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担任。唐代之后多由科举落第的童生、秀才担任。很多塾师治学严谨，学有专长，文化素质很高。但衣食不愁和稍有其他出路的人，一般不愿当塾师。正如民谚所言：“家有二斗粮，不做孩子王”。中国古代塾师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有的塾师自己设馆，或受聘于村塾、教馆等，收入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被嘲讽为“潦倒青衫”。那些长年在外乡任教，一年中仅过年过节可以放假回家的塾师，生活就更困难了。清光绪年间有位名叫李森庐的塾师，年关致信其妻说：
我命从来实可怜，
一双赤手砚为田。
今年恰似逢干旱，
只半收成莫怨天。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塾师的生活水平与当时最贫困、靠天吃饭的农民接近。塾师收入微薄、工作辛苦，他们一人一校，身兼数职。学生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上百个不等。教学形式多为复式教学，即在一个课堂里由同一个教师对二个或二个以上程度不同的教学班的学生同时授课。在这种情形下，塾师口传身授，耳不停听，目不停视，口焦舌燥，十分辛苦。私塾假期很少，一年中除端午节、中秋节和年终休假外，平时没有休息日。尽管工作辛苦、收入微薄、地位低下，但塾师在学生和家长面前还得保持尊严、维持“斯文”，最无奈时，只好自我解嘲：“戴顶破帽子，便说这先生好去打卦；穿件破衣裳，尽云这穷酸俨似教花。”
默默无闻，倍尝清贫（二）
关于私塾和私塾教师，年长者有亲身的体会，年轻的朋友通过文学作品如《高玉宝》，影视作品如《三笑》也都有感性认识。唐宋明清之际,许多执教于私塾的教师是科举落地的童生、秀才。他们自幼苦读,一心想得到功名利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却屡试不中,最终落得个“穷酸”塾师,其内心的痛苦与不平,是外人难以体味的。这部分塾师在私塾中任教多半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甘心情愿地献身初等教育,他们是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精英。
在旧中国充当塾师的绝大部分是出身低微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这些人长年累月扎根基层,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默默无闻地做着培育人才的园丁。他们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春蚕精神,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品格,勇为人梯,无私奉献,为后世教师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而历代先哲献身私塾教育工作的光辉业绩更是对后人的巨大激励、鞭策与挚诚感召。最为难能可贵,也最值得当代中小学教师们骄傲与自豪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学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或在治学治身之时,或在理政治军之余,创办私塾,亲身执教私塾,献身基础教育。比如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一生从教40余年,在倡办高等教育--书院的同时,致力于“小学”。他不仅为“小学”编写了大量的有影响的教科书,制订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指导教学方法,而且在小学中亲掌教鞭,认真执教,即使到了晚年,体弱多疾,仍然讲学不辍。“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在朱熹的影响下,小学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南宋之后,有更多的思想家、教育家献身初等教育。他们虽然声名显赫,扬名于时,却甘于寂寞,苦心孤诣,自办私塾,教授儿童,为传播文化,提高民众的文明道德水平做桥梁、做纽带。比如明代中叶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为挽救“沉疴积痿”的“事势”,把教育工作作为“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一边从政治军,一边创办书院和社学。明清之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中年之后亦创办私塾,设馆授徒,他所建的“败叶庐”、“观生堂”、“湘西草堂”就是王氏私塾。
默默无闻，倍尝清贫（三）
清中叶著名学者、被钱大昕称之为“天下奇才”的戴震,一生重视教育工作。他亲自设私塾教授“蒙童”,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他在私塾教学5年,以学不厌、诲不倦的精神教书育人,每遇学生提问,则“各如其量以答之”,使学生“未尝不有所得”,良久之疑问涣然冰释。每遇学生有过,则启发其“从善改过”,自行纠正,培养学生的道德自觉性。戴震在馆5年积极教诲后生,培养了大批有才干的学生,许多人成为有名的学者。比如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纪昀、任大椿等,这些大学者或著书立说,或授徒讲学,生生不息地承担起传递人类知识文化的职责。
清代的很多学者都从事过私塾的教育工作，如启蒙思想家李贽、顾炎武，画家郑板桥，小说家蒲松龄等都做过塾师。
清初杰出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颜元，24岁设私塾。自此，他以“兼善天下”的雄心，以“扶危定倾”为己任授徒讲学，培养实学实用的人才。
名人执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轻贱塾师的陋习，提高了塾师的声誉和地位，但是，它也未能根本解决塾师的社会地位问题。尤其是明清之际，随着私塾数量的迅速增加，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私塾的基础作用增强，而这与塾师地位低下，收入微薄极不相称。这一矛盾充分暴露后，很多识之士大声疾呼提高塾师地位，改善塾师待遇，他们著书立说，一再强调人生学问基础“全赖蒙师”。唐彪针对社会上“仅知尊经师而不知尊蒙师”的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人生平学问全在十年内外”，无论读书、写字、作诗文，打基础“全赖蒙师”。而且蒙师工作辛苦过于经师，“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停听，目不停视，唇焦舌敝，其苦甚于经师数倍”。因此一定要尊重蒙师。崔学古尖锐指出：“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来易为力甚矣，不可不慎也。”张履祥也说“蒙师之责至重。”明清之际文人、学者们不仅著书属文强调提高蒙师地位，改善蒙师待遇，而且还把反映塾师题材的小说、戏剧搬上舞台，以倡整个社会尊师重教之风。但由于国家财力匮乏，封建政府不重视私塾，塾师地位低下，生活贫困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私塾的教学工作存在偏见，认为私塾教学就是重注入，不重启发；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教学管理严格，师生之间除课业外，不交谈言笑，还盛行体罚：罚立、罚跪、“打手心”、“笞臀”等，完全是一种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认为它毫无借鉴可取之处。我们说，凡此种种，确实切中了传统私塾的某些弊端，但如果说这就是私塾的全部，那不是出于对私塾历史的无知，就是对中华传统教学遗产的不负责任。正像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某些中小学中存在体罚的现象，就说现代的小学教育就是棍棒教育一样，我们对传统私塾也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私塾是传统蒙学的主体，中国传统蒙学的精华集中体现在训蒙原则与方法上。私塾的教学组织形式以个别教学为主，也有唱诗、演礼等集体活动。其教学并无统一的规定和要求，但约定成俗，相沿成习，形成了大体相同的格局和方式。虽然，从教育学的角度，教育方法是受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所制约的，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私塾，其教学原则与方法确有很大局限性，但这种局限和制约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定式，它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我国语言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在新的条件下仍然适用。所以，当历史的发展宣告了传统蒙学的教育目的和某些教育内容已陈腐过时之后，它所奉行的原则和方法却仍然反射着科学合理的智慧之光。
(1)私塾的教学原则
私塾在长期教学工作中，继承中国传统教育遗产，借鉴前人成功的教学经验，提出并奉行以下教学原则：
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心志
私塾教学，强调必须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心志。对此，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论述得最为精彩。王守仁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遵循这一原则，王守仁论述选择了“歌诗”、“习礼”和“读书”的教育内容。王守仁强调通过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的安排，使儿童天性得以尽情地表现，教学必须充分注意儿童身心的特点，有规律地进行。基于这种观点王守仁对私塾中某些教师对儿童“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对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的庸劣教育方式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这种扼杀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是造成儿童“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的根本原因，是导致师生关系紧张、学生与学校对立的罪魁祸首，其结果是为求其善，反驱于恶。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二）
宽严有节，爱教结合
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性情，决定了私塾教育既不能严厉苛责，也不能一味放纵，而必须宽严有节，爱教结合。宽严有节，爱教结合是私塾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的教学原则。私塾教育主张“收放心”，也就是使儿童“乐嬉游”、爱玩耍的天性受到一定约束，因为儿童“心易放而难收”，所以私塾对儿童的日常行为和学习活动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儿童必须严格遵守，据此养成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比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规定：
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儿童时期是人生知识品格的奠基塑型时期，正确严格的教育对儿童一生的成长将起积极的影响。因此，清代秀才李毓秀在为乡里塾师时严格督导童蒙弟子，写作《弟子规》，对儿童思想品德、言行举止、学问能力诸方面提出严格要求。私塾在教育教学中制订了很多学规学则，指导儿童日常学习和生活，大到修身读书，小到洗涮,事无巨细，要求严格且具体、详明，极便于执行。崔学古认为，如果一味地约束苛责“以威示警，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以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因此，他主张私塾在对儿童严格要求的同时又注意曲为引导，好言劝谕。崔学古把这种方法概括为“爱养”。严中有宽，宽严适度。私塾教育教学中所提倡的“宽”，除包含给儿童提供嬉戏游乐的机会这层意思外，还可以理解为对学生进行多方鼓舞与表彰。有一份成绩，就给一番激励，使孩子意识到日有所进，月有所长，从而保护自尊心，增强自信心。王筠说得好：
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唯命是从矣。若日以餑楚(指体罚学生的教鞭或尺)为事，则其弟固苦，其师庸乐乎?
奖掖激励的意义就在于能使儿童在日长月化中体会到自得之乐，即使愚钝，也不至于自暴自弃、沮丧无为，而能从师长的激发鼓励中，增长克服困难、不断进取的勇气和信心。
精讲多练，及时巩固
私塾教学长期奉行精讲多练、及时巩固的原则。私塾教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注意引导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熟读牢记。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不能忘。”朱熹也说：“读多自然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与后来的呆读死记是有本质区别的。古人之所以强调背书，并不完全是因为书文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把背诵当成是重要的教学方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精熟不忘。因此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精讲多练、及时巩固一直是私塾教学的重要原则。私塾教学强调：
不必性急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即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按学生的接受能力施教，能授200字，只授100字，能念10行，只与之七八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三）
智德并进，养智益德
私塾教学始终坚持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把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文化知识的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朱熹的《小学》，陈淳的《小学诗礼》，都是在知识教学中灌输伦理道德规范，在道德灌输中加强识字、写字等知识教学的练习，巩固知识教学的成果。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道德培养的辩证关系，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双重功效。
以上这些教学原则，是一代又一代塾师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它凝结着前人的心血与智慧，这些教学原则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符合教学规律，作为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它贯穿在私塾教学的全过程中，渗透在识字、写字、读书、作文、教学的各个层面。遵循以上原则，私塾摸索出一整套识字、写字、读书、作文的教学方法,极具借鉴性。
(2)私塾教学方法
识字教学
识字是读书、写字、作文的基础。私塾十分重视识字教学。前人一般主张先集中识字后进入阅读。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识字教学所用课本就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每本生字都不超过1 000字，加在一起正好2 000字左右，且有一定的重复率。这三本书三个字或四个字押韵成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塾师不必多讲，只要求熟读背诵，儿童亦兴趣盎然。
识字教学的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①指物识字。②卡片识字。③书上识字。④对比识字。
写字教学
旧时私塾十分重视写字教学，但把它作为专门功课，却是唐宋以后的事。写字教学之初是把写字与识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认读什么就学写什么，比如认识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12个字，就要学习这12个字的写法，写字与识字结合，固然可以收到相互巩固之效，但二者学习的难易和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学写字，必须从基本笔画、基本字形和基本结构练习，识字却不能以笔画多少难易来安排。所以二者很难合而为一，同步进行，因此前人试探着把写字和识字分开进行，平行组织教学，识字仍然学它的“三、百、千”，写字则用别的教材，
读书教学
读书、背书、温书，是私塾的主要功课。私塾特别重视读书，原因有二：一是从读书与作文之关系看，读书是作文的基础。古代素有“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意思是说，只有花功夫多读书，作文时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二是从儿童的年龄特点看，儿童“多记性，少悟性”，即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私塾强调多读书、多背诵，正是发挥儿童记忆力强的优点，使之多积累。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四）
私塾在指导学生读书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①注重良好读书习惯的养成。
②重视朗读指导。
③先理解后记忆。
作文教学
①属对训练
②先放后收
私塾作为旧时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基本形式，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二千余年。它以其设备简单，收费低廉，学制灵活，适应性强等优长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深入到官学的触角触摸不到的街巷里弄、穷乡僻壤。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它面向所有的儿童，也包括成人。有的私塾不仅招收儿童入学，在冬季或农闲时节，也招收市民或农民入学读书，向他们及其子弟进行读、写、算等基本文化知识的培养和训练，做着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总之，私塾在传播大众文化，栽培人才幼苗，启发民众智慧等方面功勋卓著。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私塾始终不为国家所重视，教学设备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没有统一的学制标准，没有固定的入学条件和修业年限，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教师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存在重背诵不重理解等弊端，所以教学效率低，教学质量差也就在所难免。比如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9岁入南轩私塾读书，据说塾师每教一个月就要回家呆一个月、半个月的，对所教《三字经》、《四书》等又从不解说，所以陈嘉庚主要是靠长期刻苦自学提高了文化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由于陈嘉庚看到、切身体验到旧教育的缺陷，看到国弱民贫，教育颓废，乡村中十几岁的儿童因失学而成群结队裸体游戏，他认为这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殆误民族前途，“每念及此，乃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萌发强烈的兴学念头。辛亥革命后，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发展实业，并以所得盈利积极兴办教育。1913年在家乡兴办集美小学，后创办集美学校，1919年把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业。但仅仅靠个别政治家、实业家的热情去改造私塾，毕竟能力有限，私塾的彻底改造，普及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还有赖于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的全面改善。
蒙养教材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蒙学读本的编写历史悠久，自周秦至清末绵延数千年，根据现有材料和按蒙学读本自身的发展状况，大体可将其分为相互联系的几个阶段：
(1)周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第一阶段
此时的蒙学教材多为字书。最早的字书是《史籀篇》，据说它就是为“周时史官教学童”而编写的。到了秦代，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作《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文字多取史籀篇”。到了汉代，“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共3300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全篇没有一个重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以及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也都取法于《苍颉篇》。由此可见，早期的蒙学读本基本脱胎于《史籀篇》和《苍颉篇》，是在两者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
随着蒙养教育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读本问世。但最著名，流传久远而广泛的蒙学读本，当数南朝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
(2)隋唐五代时期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蒙学读本在内容上突破了前一阶段以识字为主的单一格局，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和历史知识成为这一时期蒙学读本的主潮，而识字教学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形式上，除了采用韵语体裁之外，还发现了对偶句式，这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唐中叶之后，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蒙学读本是《太公家教》。但出自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蒙学读本，还是时人李瀚的《蒙求》。
(3)宋元明清四代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这个时期蒙学读本的发展呈现千川尽发，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并具如下特点：
第一，隋唐以前的蒙学教材多属综合性的字书，宋元明清的蒙学教材则分类编写，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赋等渐有专书。虽然综合性的教材依然使用，但内容范围已有很大扩充。
第二，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明显增加，尤其是随着理学思想的发展，传播性理学说的内容比重明显增加。比如，朱熹的《小学》、王柏《伊洛精义》、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佚名的《增广贤文》等都是向儿童灌输性理知识和进行伦理道德训练的蒙学教材。
第三，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农、工、商、医等子弟入学者不断增加的需要，传授天文、地理、名物、医学、农学、算术等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知识与技能的蒙学读本不断问世。
(4)在明代后期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启蒙教材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采用旧形式，介绍西学新内容的新局面。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蒙学读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传统的蒙学读本也走完了自己的历史征程，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让位于新式教科书。
蒙养教材种类
蒙养教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唐宋之后尤为明显。比如，不仅有以识字为主的字书，而且在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歌词赋等方面亦皆有专书。
(1)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字书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蒙学读本，当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典型代表。《三字经》相传为宋末文字学家王应麟所作。
《百家姓》是宋至明清时期流传久远的又一部综合性字书。相传为宋初所作。
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自魏晋南北朝产生以来，一直在蒙学中广泛应用，它与《三字经》、《百家姓》共同构成识字教材的三部力作，人们通常将它们合称“三、百、千”。
《幼学琼林》是清代流传最广的综合性字书。
(2)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养教材
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一直是传统启蒙教材的核心内容，这种内容除了包含在综合性的教材之中而外，还有大量专门性的读物。
专以宣传程朱理学为主的启蒙教材，有朱熹的学生程端蒙所作的《性理字训》。除《性理字训》外，旨意宣传程朱理学的蒙养教材还有陈淳的《初学经训》、程端蒙的《毓蒙明训》、饶鲁的《训蒙理诗》、朱熹的《训蒙绝句》，但因这类读物侈谈性理、高远玄妙，又不能曲意谐韵，所以始终不能在蒙学中广泛流传。
专门进行道德行为规范训诫的伦理类蒙学读本，以《弟子规》为典型代表。
用近于白话的歌谣形式编写而成的伦理类蒙学读本，以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二人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最为典型。
(3)以进行历史知识教育为主的蒙养教材
以进行历史知识教育为主蒙养教材，卷帙浩繁，其数量不亚于伦理类，而且从宋代起各代皆有代表作。
宋代历史类蒙学读本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字文》、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
元代历史类蒙学读本有许衡的《编年歌括》、陈栎、王芮各一本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陈栎的《历代通略》、陆以道的《宋鉴提纲》、倪尧的《史学提纲》、吴简的《史学提纲》、夏希尧的《全史提要编》，以及郑镇孙的《历代史谱》等。
在元代众多的历史蒙学读本中，陈栎的《历代蒙求》被认为是最好、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历代蒙求》是部通史性的历史蒙学读本，但由于作者生于元代前期和中期，因此《历代蒙求》只写到元代为止。
明代最优秀的历史类蒙养教材当属《五言鉴》。
与前代相比，清代历史类的启蒙读物显得很沉寂，尤其是清代前期。
(4)诗歌类蒙学读本
宋代朱熹最先倡导以诗歌训课童蒙，并亲自写作了《训蒙诗百首》，但由于这部教材理学色彩过于浓厚而未能流传开来。诗歌类蒙学读本的勃兴则有赖于明朝王守仁、清代陈宏谋的大力提倡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类蒙学读本的最大特点是既能培养儿童的文学才能，又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节，尤其有利于儿童感受美、体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发展。因而，可以说诗歌类蒙学读本是对儿童进行全面发展的、一举而数得的利器。
宋元明清之际，最流行的诗歌类蒙学读本是《神童诗》、《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
(5)名物类蒙学读本
名物类蒙学读本以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最为流行。
蒙养教材的编写特点
中国古代蒙学读本的编写历延数千年，产生了无数璀璨夺目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作品在促进中华民族文明道德水平提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但也勿庸置疑的是，由于蒙学读本编写在封建社会，其内容不能不深深渗透着某些封建的、落后的思想意识，这些都需要我们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披沙沥金。但从编写教材的角度看，蒙学读本在编写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
(1)重视汉字的特点
汉字与英、法文等不同，汉字是单音节字，一个字一个音，必须一个一个地认读，这就给儿童识字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也正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字，所以特别容易排列组合成整齐、押韵的词组和短句，古人就是充分利用汉字的这个特点，在编写教材的时候采取韵语或对偶式，使之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方便诵读和记忆，又能提高儿童的兴趣，起到少时读过，终生不忘之效。
(2)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蒙学读本的内容是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是其成败的关键。《急就篇》之所以流传汉唐之际数百年，就在于其内容“泛施日用”。《百家姓》和《名物蒙求》等成为蒙学的“恒用之书”，也在于“方便日用”。作为反证，宋代的朱熹曾编写过《小学》以“授之童蒙”，书中采撷“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但在蒙学的实际教育教学中，却未能广泛流传，究其原因，恰如明代陆世仪所言：《小学》之“废”在于“多穷理之事”，“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也就是说《小学》一书不能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是它说理玄奥，内容陈旧，文字艰难，不合日用。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恰似朱熹的《小学》，也未能流传久远。而《百家姓》、《千字文》编成后一直使用到清末，甚至使用到建国前夕，但那些《千家姓》、《三千字文》、《万字文》却不被世闻，究其原因，也在于后者选字太偏、太多、太难，大大超出了日用的范围，因而也就难以在蒙学中立足。
(3)考虑儿童的兴趣和特点
爱大声朗读、爱听故事、爱看图画，这是儿童的最大兴趣和特点。古代蒙学读本中朗朗上口的诗歌读本、简短、浅显、图文并茂的故事书，正是适应了儿童的兴趣和特点，而且很多故事颇具教育意义。
(4)著名学者直接编写或参与编写、修订蒙学教材，对保证教材的高质量，增强教材的权威性意义非凡。
比如，周兴嗣、王应麟、朱熹、程端礼、程端蒙、吕得胜、吕坤、方逢辰等大学者都亲自编订和修改教材，并以教材建设为突破口，保证初等教育的高质量。
(5)寓道德教育和其他教育于识字教学之中，使儿童在识字的同时受到教育，得到启发。这不仅扩大了儿童的知识面，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儿童的识字率。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蒙学读本在识字教学中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是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