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文盲识字班

1950年挟课本上学去的农村妇女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中超过4亿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是关键。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扫盲运动从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10年间先后有近一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扫盲运动出现三次高潮

全国扫盲运动先后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从1950年至1953年。毛泽东从事革命以来,一直重视扫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

祁建华在进行速成识字教学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全国解放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第三次高潮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

全国推广“速成识字法”

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文盲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是否脱盲的标准。

孙子当了奶奶的老师

灵活多样的扫盲形式

农村的扫盲,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成立了扫盲协会,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是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儿、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师资短缺,釆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100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夜校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解放前,很多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庙里。没有课桌,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用墙壁当大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也有“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日常生活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真可谓五花八门。

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劳动,工人做工,农民种田”,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赞扬“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一边在颐和园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到1956年初,吉林省榆树县正义村已经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之中的文盲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针对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开始,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儿、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于是,高家柳沟村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儿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语;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对扫盲做出这样详细的指示,足见他对扫盲工作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重视扫盲中的浮夸现象

1958年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若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不做拦路虎,不当睁眼瞎,要当扫盲促进派”“五年摘掉全国文盲帽子”……为了完成指标,一些地方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泽东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这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出现过一些浮夸现象,但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是新中国的一次文化建设高潮,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摆脱了旧社会的噩梦,打开了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人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城乡的落后面貌,缩小三大差别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打下了文化基础。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永载共和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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