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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导读：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率高达80%，当时全国人口5.5亿人，至少有4.4亿人都是文盲，知识文化水平如此落后的国度，如何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文盲遍地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接下来又该如何建设这个一穷二白又满目疮痍的国度呢？
新中国成立之时，大学生毕业人数仅2.1万人，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不过20%左右。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你播下什么种子，最后就会结出什么果实。
今天我们的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而现在大学毕业生上千万，可谓是遍地都是大学生。
现在的年轻人对文盲没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是文盲，而当时的文盲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别说是看书，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也正是因为当时文盲率太高，而且我们的队伍中缺乏文化水平高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老人家不得不包下国民党政府的旧员。
就因为这些国民党的旧员有点文化水平，可以读懂文件，可以上传下达，因此安排他们继续在政府部门工作，却没想到，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各种祸事的根源。
也正因为当时文盲率太高，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指挥“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轻蔑地士兵宣称，这是一群农民组成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
麦克阿瑟所言非虚，我们的部队中大部分人来自农民，很多人都是文盲，他们有的人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更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很多战士连地图都看不懂。
在麦克阿瑟看来，这样一群连地图都看不懂的士兵，肯定是一触即溃。
然而，老人家当时就是领导这样一支文盲和半文盲的队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很难相信，如果不是老人家，有谁能率领这样一支队伍，打败一切反动派，曾经一支流寇思想严重的队伍，最终被老人家改造成为纪律严明的人民子弟兵。
其实早在1945年，老人家就明确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这是新中国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扫除文盲谈何容易。
扫除文盲就要建学校，建了学校就要购桌椅课本，购了桌椅课本就要请老师，请了老师就要发工资，每一项支出都要花钱。
可是，我们当时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连火柴都生产不出来，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老人家依然没有放松对教育的投入。
当时由于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在忙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编辑教材的人员仅30个。
老人家知道后说，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要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最终编写教材的干部确定补充为150个，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
于是，教材的编写人员中出现了各个领域的大师名字，数学华罗庚，语文吕叔湘，物理严济慈，地理竺可桢，英语许国璋等等，这些大师级人物编写的教材，树立了新中国教育正确的三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中国人才。
那时候没有毒教授，也没有毒教材，因为它们都没有诞生的土壤。
学校解决了孩子教育的问题，下一代的扫盲问题解决了，但是人民群众的扫盲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1949年12月，政务院教育部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
12月21日，教育部针对农民公布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将千字左右的识字量定为农民业余教育的目标，使他们能够阅读初级水平的书籍报刊，具备初级的计算能力。
这次会议上所强调的工农教育的实施对象，首先是工农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其次才是逐渐面向那些条件具备的广大工农群众。
一个干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何签名让文件生效？一个干部连文件上的字都不认识，如何向人民群众传达我们的政策？
它是主要面向识字量不多的职工的阅读刊物，在扫盲教育开始的初级阶段，对巩固扫盲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在扫盲学校对失学青年和成年人进行扫盲教育，从而将扫盲教育纳入到了正规的学制中。
这不仅意味着工农教育已在正规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还说明干部、工人、农民的扫盲教育已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中心。
于是，第一次扫盲运动拉开序幕。
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迅速展开，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
白天城市的工人和职员要生产劳动，因此扫盲班就办在晚上，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在冬季农闲时节，因此被称为“冬学”。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能人祁建华，他是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他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一套《速成识字法》。
之前的扫盲班建立起来了，现在又有了快速扫盲的方法，于是在1952年开始全国推行速成识字法。
旧社会有钱人垄断了识文断字的权利，如今连普通老百姓都能读书看报了，而且还是免费教你识字，半个月就能识字1000多个，谁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扫盲班呢？
于是，工厂和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人民群众创造出了多种学习方式，如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等，形成了“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的扫盲局面。
截止到1953年，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但是我们的人口众多，1953年全国总人口5.8亿，扫盲依然任重道远。
1953年，农村进入了初级合作社阶段，进入合作社之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记工分。
记工分需要记录全体社员加入合作社时提供的牲畜和生产工具，还要记录每天的出工和生产情况，社员凭工分获得劳动报酬。
如果你是文盲，不知道别人的名字怎么写，不知道该怎么汇总，那么这笔账肯定会记成一笔糊涂账。
面对这种情况，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决定，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
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当时的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水平，学习班教学的内容就是针对性地记工分，解决实际问题。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
今天的佞人们说老人家动不动就搞运动，但是实际上很多运动是来自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老人家认为这种成功经验可行，于是将经验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样的做法难道有错吗？走群众路线难道有错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老人家以一己之力推动一项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得政策，没有反对和阻力，这难道不是低成本的运作方式吗？这难道不是经济效益吗？请问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低成本的运作方式呢？
这期间考虑到文盲率较高，汉字的笔画繁琐，为了减轻大家的学习压力，我们开始了简化汉字。
汉字被称为“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
实际上，汉字曾遭遇过差点被抛弃的命运。
自近代以来，由于我们每次在与西方历次交手之中，几乎都以落败而告终，于是当时的文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技不如人、政不如人、文不如人。
既然技不如人，那就学习西方的技术，于是洋务运动兴起，然而最终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战覆灭。
尝试了技不如人，最终的结果是失败，那就是政不如人。
于是维新运动兴起，要求改变清朝的政治制度，但最终维新运动在变法中失败，这场运动并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
技不如人和政不如人都试过了，那就是文不如人了，于是要求改革汉字的呼声被提了出来。
从维新运动开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到后来的鲁迅、刘半农、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等，这些文化人都呼吁废除汉字，将汉字拉丁化。
然而，文字只是一个文明的载体，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它代表着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
文字一旦废除，那就意味着这个地域的文明被中断，与过去的祖先彻底断绝传承与脉络。
汉字拉丁化就是书写时不再写方块字，而是改用拉丁字母。
今天我们看这些民国时期所谓的“大师”们的观点，觉得如此荒唐，但在当时他们被奉为至圣，而今天这些“大师”们依然有不少信徒。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国民文盲太多，因为普遍都是文盲，再加上有钱人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导致当时的大多数国民根本无法参与到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讨论中来。
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解决扫盲问题，为了让更多人脱盲，我们采取了鼓励小学文化毕业的人成为干部和会计。
全国20多万人参加讨论，97%的人赞成简化汉字，可见如今我们的使用的简化字是通过当时有文化的一群人讨论通过的，并不是随便拍脑袋的决定。
今天一些人要求恢复繁体字，这并不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恐怕是一些有民国情结的人心里作祟罢了。
恢复繁体字看似一个无关紧要的建议，但实际上会造成大量的成本投入。
一旦恢复繁体字，那就意味着全国所有课本都要更新，所有字典词典都要更新，所有报刊杂志都要更新，所有地图手册都要更新，所有商家的店招都要更新，所有文字出现的地方都要更新。
而之前简体字写的各种东西都要废止，这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又会浪费多少资金？这种倒行逆施难道不是在败我们的家财吗？
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老人家又谈到了扫盲运动，他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据现在统计，汉字的数量大约将近10万个，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个常用字能覆盖98%以上，可见老人家定的这个扫盲标准并非空穴来风。
2月1日，公告废除1055个异体字。
3月29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这一次扫盲运动中，人民群众又创造出新的教学形式。
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在“一五计划”期间，全国建立了299所大学，12474所初中、高中，小学达到了547300所。
这54万多所小学的选址，不像今天只选在房地产集中的县城，而是根据乡村分布，尽可能选在离大多数家庭近的地方，可谓是为了教育，不计成本地投入。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扫盲2200万，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深入，扫盲工作也出现了浮夸风，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也就是要扫除农村1.5亿文盲。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老人家作过批评。
他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说，“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
可见到底是谁在大跃进中一直在极“左”呢？又是谁大跃进中一直在纠“左”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到底是谁呢？
到了1960年，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扫盲之后复盲。
这一点也容易理解，当时能记住，过后又忘了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需要巩固提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摆到了老人家面前。
这份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出现了严重的复盲现象。
于是1958年10月，县委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
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
老人家看后，亲自为这份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
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
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字总表》，列入总表的简化字共计2238个，简化偏旁14个。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结果显示：7亿人口中，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全国已经有1亿多人不再是文盲。
从1950年到1964年，我们经历了抗美援朝、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老人家依然坚持普及教育，让人人都平等获得教育的权利，这人人之中包含了女性。
女性有了文化之后，便可以参加工作，享受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报酬，有了经济收入的女性，便有了社会地位，从而确保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的女性甚至加入到政府部门，参与对国家的管理。
西方直到今天还在执行女性出嫁之后随夫姓的陋习，而老人家的时代，彻底打破了这种千年的旧制度，在我们的国度，女性即使出嫁，也保持自己原来的姓氏，让女性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和完整的人格。
从制定目标到实际执行，分阶段分步骤层层落实，并不是停留在口号的基础上。
然而，一些成功脱盲的人却成了今天的佞人，他们用学到的文化知识写各种小说，大肆污蔑老人家，诋毁那个时代，不断影响年轻的下一代。
同样是接受扫盲的一代人，其中一位战士却对党和老人家满怀感恩之心，他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他用22岁的生命，诠释了如何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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