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字，本是一类以识字为目的的儿童启蒙教材。清代、民国初期，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大批为普通民众提供生活教育、为农工商阶层提供初步职业教育的杂字课本。它们多由未入仕的民间学者创作，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韵文的形式，反映日常生活、生产经验中常见的事物和工艺等。
蒲松龄《日用俗字》详实准确
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以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但作为一个终身未做过官的秀才(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他还为乡里创作了《日用俗字》。
书名虽然是《日用俗字》，但“俗字”不过是“杂字”的另一个名称。学术杂志《蒲松龄研究》曾刊登《新发现蒲松龄著<七言杂字>考述》，该文作者称，2004年在一处旧书摊上购得《校正七言杂字》，根据扉页上的信息，著者为蒲松龄，1679年由蒲松龄孙蒲立德校正、三位曾孙校订。
该书如果为真，说明蒲松龄在写这部书时，最初的题名是“杂字”，而非“俗字”；另外，这也说明后人已将此书归为杂字类。所以，将《日用俗字》作为“山东第一杂字书”，并不为过。
蒲松龄为什么要编写《日用俗字》？他说：“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
从中可见原因有二，一是自己的需要，书写事物名称时，可供查照；二是村童的需要，他们使用的《庄农杂字》收录词语既不全，也不准。对旧版《庄农杂字》的批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提到过：“村塾中有训蒙要书，名《庄农杂字》。其开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最为鄙俚。”可见，蒲松龄立志写《日用俗字》，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庄农杂字》格调不高，不能很好地引导青少年。由此，蒲松龄决定“详查《字汇》”，编写一部详实准确的新教材。
我们在使用方言时常有这样的体会——许多词语在口语里经常出现，却不知道如何书写，所谓会说不会写。比如，耕种时常用的农具，如耢、耜、耩、耧，农夫们整天挂在嘴边，但如何将这些字落实到纸面？蒲松龄的方法是根据字音、偏旁、字形等，在《字汇》中检索。《字汇》是明代人梅膺祚所作，共收字33179个，有了这部权威工具书的帮助，蒲松龄为淄川方言中的常见字一一定了形。
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包罗万象，共分31章，每章一个主题，包括身体、庄农、养蚕、饮食、菜蔬、器皿、杂货、果实、兵器、木匠、泥瓦、铁匠、石匠、裁缝、花鸟、走兽等。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物件，在这里都有收录。
除了内容全面，蒲松龄还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融入其中。如庄农一章，开头两句“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先讲农业的重要，之后才讲具体的生产过程；养蚕一章，有“古来皇上也亲蚕，朝廷如此况民间”的内容；器皿一章有“骰子棋牌双陆马，家中缺少亦无妨”，都是劝人勤勉劳动、种田养蚕，而不要游手好闲、赌博等。这是蒲松龄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寓俗于雅、立意高远。
马益著《庄农日用杂字》被称为“五字经”
时间来到乾隆初年，地点由淄川转换到临朐。一位叫马益著的民间学者专门为他的乡亲，编撰了一部影响广泛的《庄农日用杂字》。这部书在山东流传很广，潍坊、沂源、莱芜等地都曾把这本书当作教材。
马益著为何许人？他出生于光绪年间的临朐。《临朐县志》有他的小传：“马益著，字锡朋，一字梅谿，邑南湖梅涧人。乾隆年间岁贡，性聪颖，十岁能属文，长老异之；及长，博学多闻，兼习杂家艺事，无不精妙；年逾八旬，日勤著作不辍。”
马益著和蒲松龄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家乡在清代同属青州府，相距不过数十公里；两人都是年少即闻名于乡间，但在随后的科举考试中碌碌无为，只能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两人都以处士(未做过官的士人)的身份，在乡里著书立说，马益著著有《四书声韵编》《无牙诗解》《诗韵撮要》等，蒲松龄更是著作等身。更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都为乡亲写了一部“庄户书”。
与蒲松龄的《日用俗字》相比，《庄农日用杂字》有三处不同，一是形式上，由七言变为五言，更易于理解、背诵。我们看它的起始句：“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朗朗上口，又透着几分亲切，仿佛冬日农村里，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者絮絮叨叨讲着故事；二是内容上，聚焦于农民的耕种生产、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篇幅更为简短，共474句、2370字，相比蒲松龄《日用俗字》的1588句、11116字，字数减少五分之四；三是目的上，不追求多而全的收录方言字词，只关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所以生僻字较少。农村群众文化基础薄弱、闲暇时间不多，需要一本简单又实用的教材。《庄农日用杂字》正好契合了这个需求，在很长的时间里，它成为鲁中、胶东以及冀南豫北部分地区的启蒙、扫盲教材。
不仅在有清一代，直到上世纪前半叶，在潍坊周边地区《庄农日用杂字》仍在使用。根据《坊子文史》第10辑的记述：“在坊子及周围区域广大劳苦民众中，《庄农日用杂字》广为流传，有的村塾则作为农家子弟的启蒙读物，有的成为长者教育下一代的口头话。”
上世纪30年代前后，山东泰安的乡间仍有不少私塾，其中鲍村的私塾，教书先生是晚清的童生，他教授的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而最受农民欢迎的是《庄农日用杂字》。
还有人将《庄农日用杂字》称为“五字经”，在农民的眼里，它的地位甚至可与《三字经》等量齐观。
宋信忠《山头杂字》堪称古镇清明上河图
清代的青州府可谓人文荟萃之地。博山人宋信忠(也作宋信中)，继淄川人蒲松龄、临朐人马益著之后，编写了一本七言杂字《山头杂字》。“山头”是宋信忠生活的古镇，工商业发达，以出产陶瓷著名，上世纪40年代，生产陶瓷的工厂和作坊有200多家，被称为“陶瓷之乡”。
宋信忠是博山县山头镇西庄(今河南西村)人，生活在晚清同治年间。他耳濡目染山头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决心以杂字的形式为自己的故乡画像，这就是《山头杂字》。
《山头杂字》正文共16章、48519个字，规模远在《日用俗字》和《庄农日用杂字》之上。《山头杂字》内容广博，生活方面，有杂货、食店、粮食、衣布、器物、走兽、疾病、人事等，生产方面，有窑场、山场、木匠、石匠、泥水匠、银匠、屠户等章节，堪称一个古镇的清明上河图。
与那个时期的很多杂字书一样，《山头杂字》的特点也是朴实无华、接近口语，便于蒙童和农夫、匠人们记诵。比如，谈到饮食店时，宋信忠写道：“山头庄小多食店，只因山厂人活便。金鸡未鸣满街起，明灯蜡烛客不断。烧上大锅瓢添水，火棒投火锨加炭。安上床子压禾酪，馍馍一笼蒸三扇。”画面感十足。
《山头杂字》的第三个特点是兼具职业教育教材的作用。它对山头镇陶瓷、煤矿两个主要产业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学徒工使用这本教材，在识读专业用字的同时，还能快速了解本行业生产、销售的概貌。如第一章《窑厂》：“糊泥揉泥攻作做，糊泥铁锨两三张。收晾碗坯撺板条，看火烧水不离旁。”讲述了生产过程；“酒瓶出处在八陡，汲水罐子出窑广。李家窑上做大瓮，杌子庄内出瓷缸。”又对本地的主要出产品进行了说明。
马文源《俚言杂字》：闯关东的随身书
时间由晚清进入民国初年，虽然已开始实行新式教育，但还有不少人因为年龄或经济原因，无法到学校学习。杂字这样的乡土教材，在很多地方仍是人们识读汉字、学习伦理道德、了解生活常识的第一本教材。山东肥城人马文源，顺应这种需要，1915年在泰安、聊城等地出版了《俚言杂字》。
马文源(1854年-约1925年)，在肥城汶阳镇城上村一个耕读家庭长大，以“治家勤俭为本，立身孝悌当先，敬老慈幼亲师友，教子读书耕田”的儒家传统道德为家风。
据《俚言杂字》序言，马文源编写此书的缘由，是他目睹农家子弟伦理与文化知识的缺乏：“乡村小子不识一字者，无论三纲之理不知，即五常之道，亦所不明矣。”于是他“日费苦心，有所集《杂字》一书，以教小子”。
马文源以孔子乡人自居，他的一首诗很能概括他匡正时弊、劝人向上的理想：“愚生敝处汶阳里，地临鲁邦近尼山。世衰道微邪说起，闷来闲把杂字编。”在《俚言杂字》内容的编排上，马文源也贯彻了这一精神。
《俚言杂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报恩劝孝》，七言韵文，共394句、2758字，是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为人须当孝父母，孝顺父母如敬天。”友爱弟兄：“为人在世兄爱弟，在世为人弟敬兄。”正是儒家倡导的“孝悌”思想；第二部分是《新诌俚言杂字》，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混合韵文，以识字和普及文化知识为目的，历史知识、生活常识、饮食起居等无所不包。
时人给《俚言杂字》较高的评价：“明白晓畅、浅显爽快，而为小子易知而易学。”当时，肥城附近有不少人为了生计闯关东，随身就带着这本书，它的影响也传到了关外。
山东大地上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杂字教材，不是偶然的。一是山东自古农业、工商业发达，人们有读书识字的动力和需要；二是山东文化氛围浓厚，士大夫有在乡间研学著书的传统，远有孔子著《春秋》，近则有以蒲松龄、马益著、宋信忠、马文源等为代表的文人，以家乡人的需要为己任，编写杂字课本，可谓把著作写在大地上。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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