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复兴，如今研读国学经典的人越来越多。国学经典博大精深，而人们的时间有限，如何才能事半功倍地提高研读的效率呢？不妨向开国领袖毛主席学习研读之妙法。
毛主席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毛氏国学研读法”，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
传统典籍，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青年毛泽东在和好友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青年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且主张：“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他将这种办法称之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 ；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
有时候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毛主席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主席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主席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中获得真知灼见。
毛主席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折射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主席读过的古籍，其中许多篇章，他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
毛主席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
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而主席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主席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读的书籍，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
为晚年毛主席治过病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早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主席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
毛主席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润之“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青年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毛主席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 ，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他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毛主席反复阅读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内的国学典籍，根本的着眼点就是“古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和对国学运用的得心应手。这篇文章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位。
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主席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他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毛主席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
1917年盛夏，青年毛泽东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
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