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教师，但不幸的是，孔子办的班不能叫国学班，也不能叫国学学校。
又到了开学季。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打听我家附近的一所教国学的学校，他想让自己的孩子来上。我当时提醒他说，“你要想好了，一旦让孩子上这样的学校，就是选择了一条很难再掉头的道路。当孩子进入国学学校，以后再想进入普通的应试教育体系，那就难了，因为这些学校教的课程和普通的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于孩子该不该上国学学校、国学班的问题，我想了很久，也和不少朋友讨论过。我的观点要是说出来，可能有点得罪人，如果有所得罪，还望大家多包涵。
我觉得，最好不要上国学班和国学学校。国学的价值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我们现在暂且说国学是很好的东西，但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很好的东西对孩子有没有用？
很多很好的东西不一定对孩子有用。举个例子，科学家用最先进的手段在月球上发现一个金矿，有没有用呢？其实是没用的，我们现在想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成本已经高了，只有特别富有的国家才能承担。所以，即使月球上有金山银山，对我们来说都是没用的。因此，国学好不好，和读国学没有没有用，这是两个问题。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上国学班有没有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想想，孔子是一位老师，是中国第一位教师，他办的一个学校，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应该说办学规模是很大的。但是，孔子当时办的那个班是不是可以叫国学班，他教的到底是什么？
很不幸的是，孔子办的班不能叫国学班，也不能叫国学学校，因为那时还没有四书五经。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后来汇编成一本两万五千多字的书，那本书叫《论语》。而孔子办学的时候，是没有《论语》的，更没有四书五经的《孟子》，孟子本人都还要等几百年后才出生。
可以说，孔子当年办的那个学校，跟现在的国学班肯定是不太一样。其中，最大的不一样，不在于教材，而是课程。孔子教的是什么，他是怎么教的？关于孔子教的课有固定的说法，叫六艺，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
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办的有点接近职业学校，因为在那个年代，婚丧嫁娶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像我们现在在餐厅定两桌饭，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就完了。过去哪怕是普通老百姓的婚丧嫁娶都是非常重大的事，都意味着要举行重大的仪式，这个仪式从策划、主持，到执行都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且有专门的人来做这样的事，这些人被称为“儒”。
孔子教的首先是礼和乐。婚丧嫁娶举行仪式时少不了乐，礼和乐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办的是一个职业学校，他要培养的是过去农村所称的“导子先生”。导子先生懂得整个仪式的流程，比如一个葬礼上，他会写悼词，会安排不同的音乐，仪式的所有流程、规格，他都非常清楚，而导子先生的工作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
孔子首先教的是礼和乐，然后教的是射和御。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告诉你怎么射箭，怎么驾车，这有点像蓝翔职业学校。但很多人不知道，驾牲口拉的车，其实是件很难的技术活。
过去在农村有一个说法叫“车把式”，说的就是驾车专家。他们大多岁数较大，驾车技术纯熟，年轻人需要非常虚心的拜师学习，他们才有可能会教你怎么驾车。如何让这辆车保持匀速运动，让拉车的牲口在保持速度的同时节省精力，当三个牲口在拉一辆车的时候，如何控制、激发它们之间的合作，这其中有大学问，会了这些工作其实就懂得了管理。
所以，在中国，驾车这个词，后来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御”，这不是谁都可以具备的能力，只有最高领导者，也就是皇帝，才配得上“御”。皇帝用的保镖叫御前侍卫，皇帝用的文人叫御用文人，皇帝写的字叫御笔。
所以孔子教你驾车，不是真的在办蓝翔职业技术学校，他是让你在驾车的过程中感受驾驭之道，开发你的领导力。他教你射箭，也不是让你学会射箭之后去打猎，而是让你在学射箭的过程中，让你的心智具有定力，这其实也和领导之术有关。
孔子之后再教的是书，直接含义就是认字、写字，写字容易，但要写好就难了。御有御之道，射有射之道，书有书之道。达到一定境界的书写，在日本叫书道，在中国叫书法。
数也是孔子教学的内容之一，但这并非数学能力，而是一种预测能力。如今我们还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公司、某某人气数已尽”。数就是节奏、流程、旋律、规律，所谓气数已尽，就是支撑它的规律、节奏已经到了尽头。孔子教的是这个“数”是一种感受当下、预测未来的一种能力，简单地说，是跟《易经》、《周易》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看来，孔子教的六门科，跟我们今天的国学班或国学学校教的课程还真是不一样。
孔子教学还有一个特点，他是采用交谈式的教学。这种方式在古代也很普遍。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都采用了这样的教学方式。这三个人几乎是同一时代的，如果他们生活的年代有飞机的话，三个人还可能见上面。
苏格拉底教学生，就是聊天，辩论，或者是对话。有一个词叫“辩证法”，就是从苏格拉底那儿来的。他的学生柏拉图后来写下了《对话录》，记录苏格拉底教学的场景和内容，我们从那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教学，跟我们今天的课堂教育非常的不一样。
孔子的教学方式也是类似的。他在教学上有句话叫“有教无类”，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上他的学，屠夫可以来上学，车夫可以来上学，学霸也可以来上学。与此同时，他教学的时候是一种个性化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教的内容不一样，在很多时候，它是启发式的，对话式的，点播式的。
释迦牟尼的教学方式也差不多，我们在读《金刚经》的时候会发现，释迦牟尼也不是那种纯粹宣讲式的、教本宣科式的教学，而是对谈式的、话题碰撞式的教学方式。可以说这种教学方式，是人类早期通用的教学方式。
三个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都采取了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正好说明了这种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和经典性。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的罗蒙诺索夫有一句名言：“第一个教大学的人，肯定是没上过大学的”。
这句话很有启发性。《论语》跟孔子有关，但是孔子从没教过《论语》；《金刚经》跟释迦牟尼有关，但是释迦牟尼也没有教过《金刚经》；同样的，苏格拉底肯定也没教过柏拉图《对话录》。他们的教学方式，是一种形式非常灵活，场面非常具有互动性和启发性的一种教学方式。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今天办国学班的人不约而同的都强调一个观点：小孩就是要死记硬背，在他们完全不懂的情况下把一些经典背下来。他们所奉行的所谓“死记硬背”，在《论语》里头，在《佛经》里头，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都看不到。
简单地说，孔子、释迦牟尼以及苏格拉底的教学特点，第一，他们是一种个性化、互动式的教育；第二，他们很强调实践，很强调知和行之间的密切关联。
比如说孔子教的六艺，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践。他是让你在一种实践当中去感悟，“知到极处即是行，行到极处即是知”，他是在一种非常场景化，非常具有操作性的行为当中，让你去感悟他所要传达给你的那种知识和见解。
关于国学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更多，今天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现在所流行的国学教育，很可能是一种变了形的，甚至是很“山寨”的国学。
如果让孔子复活，穿越到今天，当他看到我们现在的国学班的时候，很可能哭笑不得。这有点像卓别林去参加“卓别林大赛”的感觉。卓别林出名之后，美国出现了很多模仿卓别林的人，于是很多地方都举行“卓别林大赛”，有一天卓别林自己突发奇想，就去参加了那个大赛，结果最后他只得了一个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