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如何记忆:中国文化元典的数字记忆构想
刘 晗
(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文化记忆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备跨越历史时空的穿透力。中国文化元典正是将中国原创的古典智慧凝结成系统性、深植性和可塑性的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延续的精神命脉。在数字力量的驱动之下,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要素在已有基础之上将深化整合,元典价值的重现将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多方面拓展出新的可能。历史上的元典文献、资料、图片,以及与元典相关的碑刻、建筑、雕塑、艺术品等可通过数字化迁移形成“经典文献记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元典文化,如国学修习、风俗节日等可通过数字化的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形成“活态传承记忆”;网络空间中直接生成的元典数字信息及相关的记忆实践,例如社交网络中的经典赏析、记忆征集、分享互动等,则可通过一定的信息保存机制和互动传播机制构建“数字原生记忆”。随着大众媒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演进,曾经以人为主导的数字媒介逐渐过渡到以数据驱动的新型智媒阶段。智媒平台所具有的数据整合、自动化生产、精准传播等功能,可为元典的数据存取、知识呈现、可视化表达等实践提供更具关联性、延展性、智能性的记忆图景,既能成为元典数字记忆再造的关键路径,也从另一层面为元典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中国文化元典; 数字记忆; 数字人文; 智媒平台
对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追问、思考以及展望,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责任,也是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命题。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的百年历程中始终都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些延续至今的古典智慧既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也经由中国文化元典的记忆而世代承续。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文化元典记忆的研究关乎着中国文化传统、现在与将来的命运走向,也关乎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历史使命。尤其当前正面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传播格局,数字记忆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呈现出穿透旧的国际话语体系之势,如何使元典记忆在数字时代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解释力,就需要从数字记忆的理论视域和实践经验中获取传播中国文化的新路径。
一、元典界说:作为中国古典智慧的记忆凝结
赓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自有其穿越历史迷雾的原创智慧及精神力量。这一力量烛照久远,始自中华古圣先贤、名儒大德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并历经数世纪的流传、整理和阐释形成中国“文化元典”(1)冯天瑜:《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内核中的集体记忆,于千百年历史实践中一再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从冯天瑜对“元典”概念及“元典精神”的阐发,到李建中对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范式构建,都是对这一古典智慧高度概括与理论自觉的有力诠释,也为中国文化元典记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
(一)何为元典
“元典”一词虽在中国语境下产生,但“元典”意蕴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西方语汇中,与其类似的概念有“经典”(classics)或“圣典”(scripture)(2)冯天瑜:《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等,这些都是指具有原创性的、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各民族文化典籍。在中国,元典首推对中华文明发挥精神支柱作用并流传至今的《诗经》、《易经》、《尚书》、《春秋》、三《礼》以及诸子等先秦之书(3)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并进一步扩充至各专门学科的创始之作,如史学范型《史记》、医学首创之作《黄帝内经》、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算学之宗《九章算术》、禅宗元典《六祖坛经》等等(4)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3页。,这些典籍无不具有深刻的原创意蕴与哲学深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文明民族元典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具有特定历史时空的规定性,它脱离不了由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论及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这也是各文明民族进入其“青年时代”的起点,即金属工具的普及、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复杂意识形态的产生(5)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第4页。。正如同个体生命蓬勃发展的青年期,一个文明民族的青年时代也意味着开始产生自觉,从而系统、深刻、辩证地总结该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此经验记忆上升到文化自觉与理性高度,从而影响民族后世的整体思维和价值取向。元典的创生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此过程借助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形成历史上第一批重要的文化典籍,使其成为固化民族文化范型的记忆而被代代相传,由此奠定了该民族的基本文化走向,而以典籍形式凝结而成的民族文化“元典”因对其原创思想的系统性记忆、深植性记忆和可塑性记忆成为后世文明延续不断的精神力量。
(二)作为记忆的中国文化元典
其一,中国文化元典是对中华民族原创性思想的系统性记忆,所形成的具有民族本根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彰显出具有中华文化标识的“中国元典精神”。在中国的五经产生之前,先民多借助盘古开天、羿射九日等零散多元的神话思维寄托哲思,尚未上升到系统而深刻的哲学思考,也缺乏保留其记忆的有效媒介。随着文字的产生,“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10)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基于文字撰写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书、典籍等相继出现,从而使得古典的人文精神、历史意识乃至系统性思维超越纯粹的“神话思维”而正式发轫。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古老中国早期哲人思维激荡的时期,他们于此思考关于“天—人”、“道—器”、“阴—阳”、“自然—人为”、“善—恶”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创制出与此相关的第一批概念和范畴,构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纽结和民族运思方式,所铸就而成的天人合一观念、民族忧患意识、变易—自强观念、革命“顺天应人”观念、“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民本思想、民生思想等(11)冯天瑜:《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都成为塑造中国人本根性的原创精神资源,即“中国元典精神”。
其二,作为记忆的中国文化元典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最深层记忆。一方面,文化记忆本身“指向遥远的过去”,向世代传递并呈现出“历时性时间轴”,在这一历时的过程中,文本、节日、风俗、仪式、纪念碑等因其象征性的符号系统,使得居于此种种“记忆场”之中的个体,始终浸染于其民族传统的“意愿记忆”(12)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第10页。中,并获得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另一方面,文化记忆也深植于个体的潜意识深处,弗洛伊德所主张的“个体生理层面”的动力机制解释了人类的记忆如何从原始时期一代代传递至今,即个体是被文化的“塑身衣”所造就的。中国文化元典及其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之所以能对中华文明世代产生深刻影响,正是因为后世皆以其精神为源头活水,基于元典精义之上作各种文化注解,“以克服当下弊端,返本以开新,作螺旋式上升”(13)冯天瑜、姚彬彬:《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弁言”,第2页。,才使得文明的发展不断继往开来更上一层;具体到个体层面的记忆动力,被奉为中国文化正源的元典,是每一个个体获取知识、摆脱愚昧,掌握前人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文化成果的必备“原典”。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无不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苦学数年而习得古人的知识与智慧,才有机会“通经致用”施展其政治抱负,当今青少年更是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获取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知识愈来愈脱离不了中华传统的“信仰、惯例、制度和作品”,一代一代人“记忆”住了先辈的文化成果,从而使得当下与过去始终“联结在社会的根本结构之中”(14)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其三,元典记忆是中国古典智慧的凝结,其思想包容万象且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为现世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元典的智慧体现有三:首先,它所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极富洞见的想法。例如,《周易》中提出的“立天”、“立地”、“立人”之道,深刻揭示了天人之际的和谐原则,而惠子所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则体现出世界无穷可分之哲思的精妙之处,这些根本性问题往往超越了个人、民族、阶级、种族、国籍和地域的界限,可谓人类共通的智慧结晶。其次,整体思维是中华诸元典普遍的运思方式(15)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与“现代病”的疗治》,《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整体框架。尽管这种古典的整体观缺乏对微观事物的详考,但却正好可以与近代西方分析—实证思维互补,为新的综合性现代科学观念提供营养。再次,元典内涵极其丰富与开放,“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16)金岳霖:《中国哲学》,钱耕森译,《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从而为后人预留出无限广阔的解读空间,常释而常新。其思想智慧于若干关键词中得以彰显,千百年来反复被人们所注解、论释,如西汉董学之“天人”、魏晋玄学之“三玄”、唐代韩柳之“道”、宋代程朱之“理”、明代王学之“心”,都是以“关键词”重释的方法回归元典(17)李建中:《中华元典关键词的原创意蕴与现代价值——基于词根性、坐标性和转义性的语义考察》,《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三)数字时代元典记忆新的可能
正是元典记忆的不断累积与延续,现代人才能获悉超出自身生命之外的历史经验与文明智慧。然而,这些经验与智慧只是深藏于记忆深处,或因承载其记忆的传统载体日渐老化、世隔久远而艰涩难懂,或因信息时代的记忆过载,以及后现代“历史无意识”的大众记忆淡漠影响而深陷活化传承危机(18)姜婷婷、傅诗婷:《人本视角下的数字记忆:“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理论框架构建与启示》,《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年第5期。。而现代数字技术的繁荣发展,使得历史与现实有机会以数字形态进入人们的记忆,这为元典在数字时代的记忆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一,元典的原创思想及精神力量需要借助数字传播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予以推介阐发。长久以来,我们以“西方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对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与社会转型起到过历史的作用,但这种范式所日益显现的弊端也使我们落入了“以中国问题验证西方理论”的窘境。当代“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的提出和实现需要以“中国作为方法”,尤其以“元典作为方法”,这不仅意味着如何在“退却与回首”中,获得民族原创性动力,而且需要以“西方作为对象”传递出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验证性(19)刘金波:《元典作为方法:关键词研究从可能到可为——兼评〈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第9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强调“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并愈来愈注重运用新型数字平台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文化元典如何以数字记忆形态穿透旧的国际话语体系,则成为能否抢占新型全球话语资源的重要战略之举。
其二,深藏于中华文化记忆最深层的元典需要数字科技的激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文化元典以历史典籍为物质载体,所形成的文化记忆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历代基于元典的国学修习、仪式庆典等文化传承又往往限于知识阶层主体之内,并不真正为大众所广泛享有,这使得绝大部分的元典记忆处于个体记忆的边缘,而不能直接被当下所唤醒。数字时代为元典记忆的激活提供了科技的土壤。首先,经由数字化扫描、数据库设计与数字资源管理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形成有序化、结构化、系统化的元典数字文化资源,供用户自由查询、提取与利用;其次,基于数据分析和知识挖掘的技术支撑体系,可面向元典记忆资源进行深层开发,以智能化数据驱动模式挖掘丰富的元典知识内容;此外,利用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对记忆资源进行跨语言、跨时空的传递,可激活记忆个体的全方位感知觉系统,从而调动元典记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共享与传播。
其三,凝结于元典关键词中的古典智慧与当下数字人文技术路径结合还可产生更为深远的认知和体验效应。如前所述,元典智慧凝练于元典关键词之中,例如儒家元典中的礼、乐、和、诚、性、情、法等关键词流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影响和应用场景,今人据此形成的“元典关键词理论范式”欲以对关键词作“词根”、“坐标”及“转义”的研究,揭示元典所传递的原创智慧及现代精神价值(20)李建中:《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范式》,《河北学刊》2020年第2期。。这一理论模式与数字人文技术路径颇有其相似之处。例如,计算文本分析方法可通过词频分析、共现分析、关联分析等实现文本信息的结构化,便于探寻元典关键词的文化源起与辞源解释;计算式“远读”思维,便于从宏观视角显现大量文本之间的潜在结构,从历史时空的经纬中厘定元典关键词坐标,从而融会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探寻其不变的文化命脉,强化对元典的整体性记忆;大规模知识图谱构建,有利于实现元典关键词的深度关联与知识呈现,在时空分布格局、实体属性关系、社会网络结构、事件框架模型等视域之下,推进元典入思的体验路径。
二、记忆重构:中国文化元典的数字记忆构成及传播要素整合
基于对元典记忆在数字传播时空下的“可为性”考察,元典记忆的传承迎来了数字记忆建构的时代契机。“数字记忆”这一提法已达成学界共识,它是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记忆的崭新记忆形式。已有数字记忆研究集纳了媒介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档案记忆、历史记忆、记忆建构等多元视角,尽管其定义仍然众说纷纭,但梳理国内外所形成的关于数字记忆的学术话语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两种记忆指向:一类指向由计算机信息系统及互联网直接生成的原生数字资源的保存,这符合数字记忆的本初含义;另一类指向非数字资源向数字资源的转化,或者称之为“数字化迁移”。这两种指向都促使社会记忆的建构被纳入到数字框架中来,以“再造”、“搬家”两种路径,共同诉诸新的记忆媒介(21)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3期。。因此,中国文化元典数字记忆需对其传统记忆形态进行一种重构,这种重构既与元典的数字人文开发项目关联映照,又需要结合元典的文化特征,以进一步探求其数字记忆构成及传播整合的可能性方向。
(一)元典数字化与记忆重构的三个阶段
21世纪以来全面兴起的数字人文与数字记忆研究以部分重合状态相交而立,开拓创新了记忆建构研究的可行性路径。数字人文本体知识库为数字记忆的实现提供了资源基础和动力框架,它所构建和保存的关于特定对象的“全景式”信息构成数字记忆的基础性资源,这一应用与元典记忆建构的关联性通过以下三个历史阶段的逐步推进而日渐清晰。
第二是数据化和知识挖掘的开发阶段。数字人文从2009年起作为一门显性的研究确立起其学术的内涵与范畴,这使得人文数据库的功能从信息的保存与检索,开始转向知识的发现、提炼与深加工,其配套性的专业工具和技术方法也层出不穷。在这一技术体系的支撑下,逐渐开展了对古籍知识标注、历史事件抽取等实践。例如国外出现的以哈佛CBDB为标杆的“汉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国内开发的以繁体《四库全书》语料训练出的面向古文自动处理的预训练模型、《左传》知识库、《资治通鉴》语料库平台、方志物产知识库等。其中涉及到群体传记学、社会网络分析、GIS及“文本半自动标注平台MARKUS”等一套数字人文技术系统。
第三是大众传播和记忆加值的应用阶段。随着古典人文数据库功用的逐渐升级,其应用越来越凸显知识的传播价值和记忆呈现功能。例如《史记》多维知识重组与可视化系统、典籍知识图谱构建,以及强调用户需求的古籍场景化应用与媒介呈现形态的古籍再造等研究日渐增多(23)雷珏莹、侯西龙、王晓光:《数智时代古籍数字化再造的逻辑与进路》,《数字人文研究》2022年第2期。。清华大学“中国古典知识库”(CCKB)构思在20多万种存世古籍基础上,提取和构建出年代、地域、人物、社团、著述、事件等实体的属性及相互关系;《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则利用专业的考证编年方法将晦涩驳杂的文献信息整合并数字化,将由历史时空、人物故事、诗文集、作者行踪等构成的古典文学知识以编年地图的方式呈现出来,搭建成形式简洁、内涵丰富的唐宋文学传播平台(24)王洁:《大数据思维与数字人文的加值应用——传统文化数据库发展的新趋势》,《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5期。。
从这一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数字时代的元典记忆只有摆脱了单纯依托史料的晦涩、陌生的观感,不拘泥于单一的文字阐释,并借助数字人文进一步整合成一个能满足各种记忆需求、汇聚不同知识主题的数据集,最终凭借数字媒介的传播放大进入全球大众视野,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元典所具有的记忆价值。
(二)元典数字记忆及其构成
基于对数字记忆的基本理解,进一步探究数字记忆的构成,需要弄清记忆的形态结构。保罗·康纳顿依据记忆的积累方式对人体依赖的不同程度将记忆实践分为体化和刻写两种类型(2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页。;扬·阿斯曼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将记忆分为潜在模式和现实模式(26)Jan Assmann,“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Jan Assmann und Tonio Hölscher,hg.,Kultur und Gedächtnis,Frankfurt:Suhrkamp Verlag,1988,S.13.;阿莱达·阿斯曼提出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区别(27)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47页。;彼得·伯克提出了“回忆社会史”,并将其概括为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地理和社会空间几大范畴(28)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社会记忆(代序)”,第6页。;沃尔特·阿丹姆森将历史记忆分为实录记忆、认识记忆和批评记忆(29)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7页。;孙德忠和王峰则将社会记忆分为神话传说、口承记忆、文字符号等类型(30)孙德忠、王峰:《论社会记忆的历史类型》,《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图1) 中国文化元典数字记忆的构成层级
历史上元典流传至今的记忆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以文字形式为主的经典文本的推介、阐释和交流,也有以图形、图像、影音等非文字形式的视听传播;既有依托典籍文献等物质载体的实物传播,也有通过庆典、节日、仪式等进行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传播;既有基于现实时空的元典文化传承,还有基于虚拟空间的元典文化交流与探讨等等。从目前现状来看,这些记忆形态还处于零散、分离、独立的状态,但也开始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传播的共同趋势。元典数字记忆需要将以上种种记忆形态包罗于数字统一体之中,并可根据其层级与形成特征细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
1.核心层:经典文献记忆
元典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原始文献与核心内容始终是元典记忆的根本。几千年来元典所依托的“最原始、最元初”的原典内容是固定的,这是元典的永久价值和生命所在,在此基础上与元典相关的一切经典文本,都是在原典基础上的累积、注解、阐发、拓展和延伸,如《礼记》因东汉郑玄所作《礼记注》而大行于世,这些经典文献就构成了元典记忆的核心资源。
以儒家元典为例,原典“五经”成书于西周,《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成书于战国。东汉熹平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洛阳刻经”,完成的《鲁诗》、《尚书》、《春秋》、《仪礼》、《周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等64块石碑刻制,是我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三国曹魏《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尚书》、《春秋》,故又名《三体石经》。唐朝组织整理经典,编定《五经正义》,既对经文本身进行了规范,也规范了经文的疏解。科举考试以《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共“九经”作为考试经典,后“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朝朱熹把《孟子》也纳入经典之列,就正式形成了奠定中国文化框架的“儒家十三经”。明朝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清朝编纂《四库全书》,使儒家元典的传播不断得到延续。可见,元典记忆正是在原典及对其复刻、阐释、综汇的基础上不断延展而成的经典文献之上的记忆。元典的数字化不限于原典典籍的数字化,元典物质载体中的历史文献、资料、图片以及与此相关的碑刻、建筑、雕塑、艺术品等,都可经过数字化重构这些物质性记忆,从而构成元典数字记忆的核心层。
追溯元典的数字化历史,可见其始于我国最早的数字化和文献计量的开拓性工作之中,元典因其文化典范性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对象。据介绍,早在1975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职的吴用彤就使用电脑完成了英译《诗经》的索引编制(31)毛建军:《古籍索引的电子化实践》,《中国索引》2006年第4期。。中国大陆则从1980—1990年代开始了古籍数字化的先驱工作,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是最早出现的元典数字化实践,它们已开始采用机编索引的形式,处理了汉语文本在早期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文字编码和字符集受限等问题。1990年代中期后,“数字图书馆”建设伊始,中文文献数字化成为数字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简称NKI)的一部分(32)史睿:《论中国古籍的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这些方面的工作,前文已有介绍,兹不赘述。
目前,中国文化元典数字化工作已经从古籍数字化系统的文献计量准备阶段,发展到语料库平台的本体化检索,以及多维知识重组与可视化的专题知识库构建的数据挖掘及应用阶段。例如,在当前针对古籍的知识组织实践中,对二十四史、先秦古籍等本体及开放关联数据的构建,揭示了不同古籍文献的知识结构;通过对古籍版本、典故、注疏、人名、地名等的知识标注、历史事件抽取,构建了相关专题知识库,并利用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句法分析、关联知识发现等技术应用推动古籍文献资源向深层次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迈进(33)雷珏莹、侯西龙、王晓光:《数智时代古籍数字化再造的逻辑与进路》。。可见,元典数字记忆的重构不仅在于经典文献的数字化迁移,更应该是对元典知识的数据化组织与管理,这意味着将传统记忆形态中的内容与其原始载体相分离,在数字化再组织与形态再造的过程中形成结构化数据,从而通过数据的生成与转换产生新的意义。
2.拓展层:活态传承记忆
活态传承是在生产生活中传承的一种方式。文化元典在形成记忆的过程中,不仅依托典籍文献等实物载体的传播,如对元典的注疏、批校、题跋、传抄、编制、刻印等物质传承方式,也通过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方式,如被奉为历代传统的国学教育、民间的国学讲习修习,以及“婚丧嫁娶”等日常礼仪对元典意涵的实践。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活态传承中,元典才更能常传常新,使其记忆保持鲜活而不断延伸并关联当下的意义。
现代社会,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技术与大众媒介的融合发展,为元典活态传承开启了更为多样互动与沟通的途径,突破性扩大了元典的记忆范围。借助各类社交媒体、长短视频平台等现代数字传播媒介,融合图文、动画、数据和音视频等多元传播符号,元典逐步以数字形态进入大众的视野,其传播疆域进一步拓展。例如海外大热的李子柒短视频不仅将中国的传统工艺、美食、民俗与节日等元素传至海外,还将中华“孝”、“和”等古老东方哲学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学意蕴传递输出。央视文化类节目“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国”等将影视表演、谈话等综艺元素融入元典的阐释之中,以影像传播方式同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与推广。“经典咏流传”的前三季节目,选择元典诗文共25篇,在《诗经》篇中通过“诵读—解读—传唱—互动—鉴赏”等方式完整呈现古诗词的意境及其背后的故事。“典籍里的中国”则始终以“当代读书人”视角串联古今,如在《尚书》篇中通过戏剧表演将“当年”与“当下”连接、将“故事内”与“故事外”融合,演绎了敦煌藏经破壁而出、伏生毕生讲《书》护《书》、大禹治水划定九州、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等相互关联印证的历史故事,以多元情节、多重意义、多重叙述的信息传播形式实践了中华元典记忆。
3.外延层:数字原生记忆
数字记忆是数字时代的记忆,它不仅对传统的记忆形态进行数字化转化,其构成更需要“原生数字资源的注入”而不断加以修正(36)周耀林、刘晗:《数字记忆建构:缘起、理论与方法》,《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网络空间的数字资源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传统载体形式的信息资源经由数字化、网络化之后所形成的转化型网络数字资源,属于非原生数字资源;与此相对应,另一类是被称为“Born Digital”的原生数字资源,这一术语本身来源于互联网,起初就具有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含义(37)陈红星、张淑芳、郑琳:《我国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研究现状述评》,《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3期。。因此,此类直接在互联网中产生或单一发布于互联网并只以数字形式进行传播、分享与利用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38)陈红星、张淑芳:《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概念、特征与类型》,《图书馆建设》2010年第5期。,是形成数字原生记忆的基础。随着Web2.0技术的应用和完善,交互式网络日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使得巨量化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不断涌现,相较于转化型的数字化信息来说,它代表了网络数字资源发展的更高阶段,刻画出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原生印痕,因而同样具有记忆保存的价值。美国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保存项目”、中国“国家数字记忆计划”等,都是面向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记忆项目,而新加坡记忆工程开创了允许全民参与记忆建构的在线互动栏目,既作为记忆采集与传播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了新加坡记忆的一部分。
数字化生存之下,网络空间也产生了基于元典的文化记忆实践,这些因元典而生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构成了元典数字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元典”、“元典文化”,所呈现的相关搜索结果中,有涉及到元典艺术、元典科学、元典文创、元典设计、元典教学及元典研究等丰富的原创内容。例如,“元典文化”从2016年起开启“卯时读经”活动至今,已发布2000多条配乐元典经文;“元典文创”则在虚拟空间提供了“元典博物馆”、“技艺研学”、“元典修习”、“艺术品鉴”等沉浸式艺术体验与美育传习服务信息;“元典易经说”除提供易学动态以及易经相关研究之外,还有关于《诗经》赏析等原创先贤乐论知识。这些在社交网络空间中直接生成的元典数字信息及相关的记忆实践形成元典“数字原生记忆”,通过虚拟社群构建各种元典研习、仪式体验、工艺传承等记忆实践活动的文化场域,使得民间的口头传统、地方语言、文学艺术、手工技艺等以一种更为大众化且丰富直观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极大地触发了网民的创作热情和群体智慧,激发出更多的展示、交流和传播活动。
从元典记忆所指向的范畴来看,元典数字原生记忆内容庞杂多样,质量参差不齐,但却可以彼此“连接”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源库。网络中基于社交媒体产生的关于元典文化的博客文章、原创多媒体资源、线上民俗活动、文化艺术展示、语言学习等,通过专业平台进行生产传播和提供利用的电子文献、影音文件、虚拟影像等,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面向社会发布的元典文化政策信息、教育教学信息、电子教学资料、历史研究资源等,以及哔哩哔哩、百家号等自媒体平台中公开发表的体验性文字、在线读书、摄影照片、视频直播、动画影像等,都是重要的原生数字资源,它们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轨迹,成为元典数字记忆的重要原材料。这些以数字文本、音视频、动态图片、动画制作等多媒体形式对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合创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传承方式的不足,创建了一种大众参与、故事讲述、形式多元的新型记忆空间。但这些资源目前还处于分散、浅层、碎片化的状态,需要通过集成性网络平台予以构建保存,以汇聚当下元典记忆完整丰富的样式。由于散落各处的网络资源具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存储格式、软件条件等,还要借助网络信息保存机制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组织和再生产。总之,在元典数字记忆重构的统一框架之下,不同记忆形态之间需要通过转化重组实现循环往复的再生产,并在网络互动传播机制作用下实现整合再造,构建数字原生记忆的生产空间。
(三)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要素整合
从社会记忆早期的发展形态来看,记忆不仅依赖于人类的记录活动,也与信息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只有通过传播,个体的记忆才能在社会之网的勾连互动中不断交融碰撞,从而形成社会性的记忆,而传播正是让这种记忆扩大的有效途径(39)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中国文化元典的传播活动自古有之,这正是其记忆穿透时空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原因。例如,儒家元典记忆形成与传播轨迹大致可以概述为:形成于先秦,两汉时注重元典诠释,魏晋南北朝援道、佛入儒,唐注重元典注疏,宋元明重于发挥义理,清综汇汉学与宋学使传播不断延续(40)施宇:《中华元典传播的特征、历史实践及当代意义》,《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2期。。此外,元典的跨域传播活动也古已有之,如孔子等诸子的宦游及战争、会盟、婚姻与日常往来等皆促成了文化元典传播场域的融合与发展(41)杨机红:《齐鲁文化元典精神传播场域的特征研究》,《教育界》2018年第26期。,直至现代国际传播语境下各种传播形式的产生。总体来看,包括元典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大致有四种主要传播路径:海外中方机构及华人传播;科研机构研究交流;宗教人士、文化爱好者和商人传播;文艺影视和新闻传媒输出。
在数字技术和国际传播的语境之下,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要素在已有基础之上将大大深化整合。从传播主体来看,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是元典传播的主要发起者,这一局面将被数字记忆所赋予的大众参与格局所打破,每一个体都可以参与到元典记忆实践之中成为传播的主体;从传播渠道来看,过去以儒家元典传播为核心的官方制度被消解,以各种数字化人际传播方式为中介的经典文本赏读、民间戏曲小说流传等将成为更为普遍的形式,因之以数字形态而呈现的一体化、平台化的传播方式,更能将元典文化融贯于日常轨迹之中,在生活用品、建筑设计、典礼仪式等社会化活动中形成影响深刻的传播渠道;从传播内容来看,元典传承的原始文本与核心内容是稳定的,经过世代经、传、注、疏等进行了累积性的发展创新,而今天数字记忆的传播方式又将大大拓展其内容的可感性,借助跨越数千年的时空大数据构建中华文化知识图谱,或以一种再现历史场景的感知方式,建立起往日记忆的可达性,从而更为接近与还原元典的精神要义;从传播对象来看,元典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网络技术使得对“内”与对“外”传播的界限日渐模糊,元典成为传递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的最富有代表性和感召力的文化记忆,其所达范围更能突破地域的限制和文化的阻隔,抵达异文化的彼岸;从传播效果来看,传统“内圣外王”的传播理念主要针对的是个体,是以圣贤与王道教化臣民的感召外化,今天元典数字记忆更着眼于民族和整体,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感知中国历史记忆、提升中华文化自信与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传播媒介。从这一层面来看,元典数字记忆不仅可以延续中国传统文化,还对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价值、促进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有着重要意义。
三、再造之路:中国文化元典数字记忆智媒平台构建
从数字人文的视角来看,数字记忆的采集、生成与传播还需要借助新型媒介构建一体化数字平台。随着大众媒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演进,曾经以人为主导的数字媒介逐渐过渡到以数据驱动的新型智媒阶段。智媒平台所具有的数据整合、自动化生产、精准传播等功能,可为元典的数据存取、知识呈现、可视化表达等实践提供更具关联性、延展性、智能性的记忆图景,既能成为元典数字记忆再造的关键路径,也从另一层面为元典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可能。
(一)技术驱动的数据化智媒平台:元典数字记忆的存储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哲学家波普尔就提出了“知识世界”的构想,即处于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42)刘炜、祝蕊、单蓉蓉:《图书馆元宇宙: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图书馆论坛》2022年第7期。。正是存储着人类记忆的“知识世界”,使得文明延续至今。得益于数据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将记忆的“蜡块印痕”变成了“数据”,构建出一个数据之上的记忆空间。从Web1.0静态网页到Web3.0的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信息在完成数据化的同时,其渠道也由原本的简单传递方式演变成智能化的人际交流网络,客观上推动了新的虚拟社交形态的产生。在这个虚拟社交网络中,智能媒介将外化的记忆建构在一套智能系统之上,其总体架构的逻辑仍是在技术层面实现记忆的媒介化保存,而且这种技术也指向着“记忆自身的形成逻辑”(43)闫宏秀:《技术与时间中的记忆线》,《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11期。。
由技术所驱动的智媒化路径首先指向元典数字记忆的存储。它需要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对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的元典记忆资源进行采集、记录与知识提取,包括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历史遗迹、民俗技艺等相关记录、手稿、照片、音频、影像等的收集、复原与整理,或采用数字采集、数字摄影、数字扫描、三维建模、OCR文字识别、虚拟全景等数字化技术对其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与采集,进一步利用信息抽取等技术,对非结构化数字信息进行特征描述和合理归类,以实现资源内容的有序组织和管理,并最终采用多种类型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存储。这一过程可以理解为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编码”功能实现的过程。
但在实际过程中,元典文化资源在记忆内容、记忆来源、记录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异构性的特征,这为记忆的编码存储带来了挑战。从记忆内容来看,元典记忆是传播和弘扬中华古典传统和智慧的文化载体,它记录和体现了元典创制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风貌,所反映的内容涉及文学、史学、经学、佛学及诸子百家等中国文化源头百态;从记忆来源来看,既有来自于古籍、地图、建筑、碑文、石刻等有形记忆资源,又有大量源自人们日常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且尚未获得系统梳理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方言、戏曲、民俗、传说、手工技艺、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无形精神形态;从记录方式来看,有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多模态记录形式,以及集多种记录方式于一体的多媒体资源、数据库资源、网络在线资源等数据信息。数据化智媒平台的构建需要将这些海量、多源、异构的数字资源存入数据库并构建RDF三元组,实现元典知识图谱的表达模型,从而将分散、复杂的元典信息关联起来,形成记忆。
在数字环境中,元典记忆的数据化要依靠计算机来完成,这就要求这些信息内容还要被机器可识别、可处理、可加工,因此要采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技术路径。在进行分类存储的同时,还要完成元数据的深度著录,进行可持续化的数据深度管理,以实现集成性的记忆存取,即对多种来源的异构数据的集中保存,和对某一领域多类型数字对象的集成访问。从元典数字记忆建构的需求来看,记忆平台应该集纳来源广泛、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记忆素材,这样才能构建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元典时空场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而言,元典的爱好者也倾向于实现记忆资源的集成获取,即直接通过搜索引擎或单一的入口方式访问原来需要从多种异构系统中逐个检索出来的不同元典文化资料。
此外,外化的记忆既可构成数据集,又可通过媒介建立数据交互的基础,并不断产生新的记忆:一方面,以往存在于各类媒介中的元典文字、图像、影音、雕塑、建筑、戏剧、电影等多媒体信息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清洗等处理后得到有效数据集,成为元典数字记忆的基本构成形态;另一方面,虚拟空间的元典记忆实践及社会交往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数据,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数据构建,它不断地记录、修正、补充和完善已有的数据集,并随着每一次的转换升级,形成数据的迭代不息。
(二)自动生成的知识型智媒平台:元典数字记忆的生产
记忆的作用如果仅仅在于存储,它就只是产生智能的附属条件,而超越“附属论”的人工智能将记忆作为持续性学习的先决条件(44)杨庆峰:《从记忆与智能的关系看人工智能的发展》,《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以数据存储的形式将记忆进行留存,还开启了一种自动生产的记忆行为。它不仅可以记录一切数据,还可以构建数据的自然界。数据的智能化、网络化、云端存储等特点,可以推进记忆的全面性与永久性,形成真正的“数据化生存”: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复杂算法和智慧分析,可将大数据重新整合,转化为可视化传播图式;另一方面,它以一种自我进化式、去控制、更平等的方式构建起算法规则(45)焦宝、苏超:《智能传播伦理的技术人性与向善逻辑》,《中州学刊》2021年第12期。,将复杂的信息素材转化为更具知识容量的记忆产品。例如,在“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中,点击一位诗人坐标,就能呈现他一生的活动轨迹和所有经行之处的作品,点击一个地点便可知晓此地历史上所停留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数量,点击一个年份可以出现这一年遍布全国的作家们行动的轨迹,这使得原本被历史墙幕分散隔离的个体活动,在聚合的时空场景中得以还原性构建(46)王兆鹏、郑永晓、刘京臣:《借器之势,出道之新——“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三人谈》,《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对于记忆的提取与再造是知识型平台的重要特征,也是数字记忆能够得以加值应用的重要前提。元典记忆中蕴含着丰富的古典中国生产与生活的信息、经验和智慧,是历史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时间、地点、人物、实践、活动和作品数据,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借助数字人文本体知识构建的规范和流程,以知识域为核心进行本体构建而生成的大规模知识图谱,这是整个数字记忆的核心资源。其要义是要将多来源、多形态、多语言的对象通过抽取和整合,使其语义内容表示成为领域的知识本体,其中涉及到多种模型的构建,如时空地理模型、实体属性关系模型、事件框架模型等。
元典知识本体中的所有相关概念,都是基于其历史发展脉络之上的内涵阐释,包括元典文化的空间资源分布概况,各门学科的历史发展概况,各家学说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传统节日礼俗分布及类型,各门学派信仰与道德规范,历代元典注解与论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活动及历史人物梳理,民间文化传承现象及内容等等。在梳理任一元典学说的发展脉络时,要从现有的记忆资源中对其知识本体描述的历史性概念及相关概念的历史性解释进行提取、整合,从而梳理出关于其历史概貌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本质上,数字记忆的要义就是要实现知识的自由提取,通过对各类元典文献信息进行集成与模型化表达,使得所构建的元典领域知识本体能不断摹拟和趋近古典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始风貌,从而为各种知识的检索利用、关联阐发、推理深化等智能型应用提供支持。
(三)虚实交融的具身性智媒平台: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
所谓“具身”,是与“离身”相对的概念,它源自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其强调身体是人进入某一确定情境的必要媒介物,人的认知只有通过自身的身体才能获得,因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身体”(48)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在智媒时代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作用下,曾以“离身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虚拟世界日益体现出“具身性”发展趋势(49)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新闻记者》2019年第12期。。作为“人体延伸”的媒介,其媒介性与具身性本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双重性质。在具体的媒介技术物之中,蕴藏着一种“居间性”的指引结构,由此指向“世界敞开”的不同的通达方式(50)张文娟:《具身性之思想溯源、概念廓清与学科价值——一种对具身传播研究的元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9期。。基于这一理解,元典数字记忆可借助虚实交融的具身性智媒平台进行传播,表现在传播介质从物理性存在转向数字化具身,传播模式从信息的传受转向记忆的体验,传播功能从人与人的交往转向“人—人”或“人—机”之间的交互记忆。
从记忆的复原来看,体验模式所依赖的沉浸技术与虚拟对象相互作用,已经发展成一套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高端应用技术体系。作为一套技术方法的集成,沉浸技术应用于数字记忆最大的可能就是赋予记忆超越时空的“场景再现”体验感,或者说“复原记忆”的能力,即通过模拟人体多感官体验,模糊虚拟场景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区隔,为用户打造一个虚实交融的记忆空间。例如,利用计算机视频捕捉技术,可以为孔孟等古圣先贤的虚拟人物制作提供数据来源,从而构建出以假乱真的人物运动姿态、面部表情等,也可为古代礼射活动、民俗舞蹈、技艺表演等演绎性活动提供虚拟再现的技术支持;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和3D打印设备对历史文物或物质景观进行色彩复原、三维模型设计、虚拟场景重建、数字仿真修复等体验性氛围营造和文化创意设计,还原元典时期的历史场景;借助可穿戴设备亲历历史,与历史时空中的人物对话、交流,唤起个体记忆的通感体验。随着全息影像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及多人多空间大场景长时体验的开拓应用,将会给用户带来更为深刻的沉浸感(53)刘晗:《场景服务创新:移动网络信息治理的场景化转型》,《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9期。。
从记忆的交互来看,安放于网络平台之上的数字记忆正因其交互性特征,才能为元典文化与记忆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场域。一方面得益于交互技术所实现的新型人机对话关系,使得平台使用者与数字对象之间可以借助软硬件的流畅组合来深入互动,利用AI辅助设计历史场景或物体环境,通过仿真模拟进入数字产品内部观察和体验,或者与ChatGPT来一场天马行空的对话交流,都能产生更为生动的记忆感知;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以双向互动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平台,它打破了传统“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新型的社群网络,通过一种在线交互式服务,尤其是主题社群的构建,使得对主题有持续兴趣的记忆群体之间产生信任、凝聚与深层互动,从而促进数字记忆的迭代生长与无限生发。目前已有的元典虚拟记忆实践虽然分散,但也有了一些影响力。如百家号中“意公子”结合个人心境讲《庄子》论人生得失、讲《论语》而寄予新年愿望,以其超脱而亲近之感将历史中的经典带入当下,激起一众粉丝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向往;哔哩哔哩视频直播中不乏对《史记》、《道德经》、《资治通鉴》等典籍逐字逐句的讲解与在线读书互动实践,网友在弹幕与评论中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感思与心得;微博、微信群、QQ群等虚拟社群中对元典音乐、民俗、礼仪等口头传统的记录、传播与多样化传承,也在原本现实生活的文化实践之外创建了一个虚拟互动的记忆空间。未来在元宇宙深入应用的背景之下,为中国文化元典搭建一个虚实交融的具身性智媒平台,将为元典记忆形式开拓出新的创意与可能。
元典记忆的深刻影响来自于它贯通历史的时间脉络,从遥远的过去延伸至今而形成的穿透力;元典数字记忆则利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脑外部的“数字存储器”构建这一历史的经验智慧,对记忆内容进行全新的组织和处理,重构我们认知、理解和判断世界的方式,不仅延伸个体生命的记忆,也是对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技术跃迁。这一跃迁能使元典在更具广阔性的数字传播平台中予以深化阐发,能将潜藏于记忆最深层的元典知识激活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也能关联构建凝结于元典关键词中的古典智慧,从而产生更为深远的认知和体验效应。这基于对元典进行数字记忆重构,不仅包容元典流传至今的种种记忆形态,而且在逐步延展的三层记忆——经典文献记忆、活态传承记忆、数字原生记忆之中,不断优化其形态结构及传播能力。信息社会和智媒时代的到来,更使得元典数字记忆将历史中的元典与当下需求重新碰撞产生新的价值契机,借助数据化、知识型、具身性的智媒平台实现元典数字记忆的存储、生产与传播,从而对其进行当代化的阐释与再造,这对于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价值、促进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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