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在欧洲教育系统中的优先度极高。欧洲政治界和教育界对幼教领域的重视，主要建立在一个认知共识上：
孩童早年的教育经历，将会对他们此后人生中的教育质量、身心健康、工作能力、社会参与度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维护少儿权益，欧洲国家在近代化以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立法和规范，从提高幼师待遇和要求开始，不断提高幼教水平。
为了统合欧盟内各国不同的教育政策，欧洲议会进行过长时间的调查和听证，希望能给出一个指导性的纲领。不过这个纲领很难真正达到规范性的作用。尽管如此，在2016年欧洲议会出台的《教育与培训2020（ET2010）》计划中，幼儿教育仍然是第一个被提及的话题。
根据这份计划书，欧盟预期在2020年完成95%的学龄前儿童教育覆盖。4岁及以上的儿童，必须以某种形式参加幼儿教育。各国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的教育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监控，并由各成员国汇总到欧盟。
参与这些政策制定的，既有各国的官员和教育专家，也有资本家和家长代表，可以说兼顾了各方的利益。
以教师学生的配比为例，欧盟要求各成员国都至少要使用某种方法控制教师的供给，保证所有孩子都有足够的老师带。除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慢一拍的前南国家以外，各国都已经完成了控制系统的建立。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大环境下，很多国家还是采取了政府预先计划管制的模式。欧盟的两龙头德国和法国皆是如此。其他如西班牙、瑞典等国也在劳动力市场自由调配的同时启动了政府管控，以确保公平。
很神奇的是，在各国政府出面调控教师流动之后，各国幼教对工作的满意度仍然很高。根据欧盟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有90.2%的幼儿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条件感到满意，甚至有20%的教师觉得这项工作非常受尊敬。下到20出头的年轻教师，上到接近60的老教师，都对这项工作表现出了自豪和喜爱的态度。
在广泛受到尊重的情况下，教师们当然愿意出力，选择参加幼教工作的年轻人也很多。
不仅如此，欧盟还鼓励各国继续提高幼教地位，在社会上宣传幼教的重要性和良好待遇。
在此呼吁之下，2010年之后欧洲各国都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的参与度极高，爱沙尼亚的“为成为教师而上学”和拉脱维亚的“谁是明日之师？”活动得到了社会广泛响应，进一步加强了当地的少儿教育人才储备。
欧盟提纲挈领的教育方针对各国只是一个监督，具体实施起来，各国都还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法国的幼儿园分为两种，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幼童群体。对于那些大声呼喊着“我们把孩子放在幼儿园只是因为自己没空带”的家长来说，法兰西的幼教系统似乎是个好选择。
第一类幼儿班类似中国的托儿所，接收2个月到3岁大的娃娃，被称为crèches。根据家长的需求不同，各个园区的管理方式、班级大小、照看时间都不一样，相同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尽快适应集体生活，为进入第二个级别的幼儿园做准备。
第二类幼儿园称作“Ecole Maternelle”，照看2岁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们在这里就不是单纯地被照看，而是有一定的教育活动了，需要学习基础的读写算术和外语。不过学业并非这一时期的主流，孩子们还会参加美术训练和创造性训练。国内很多所谓国际幼儿园的教学方式，和这里很类似。
复杂的教育内容需要足够专业的人才去进行，法国幼儿园在挑选幼师时可谓高标准严要求。一家代理巴黎幼师招聘的公司SeekTeachers在网上发布的招聘信息显示，对幼师的学历要求必须在本科以上，而且需要法语口音标准、流利使用一门外语。有时他们也会招募一些英美教师去法国教习英语。
相对应地，他们提供的薪水也很不错，平均在每月3000欧元左右。这个收入在消费高昂的巴黎当然算不上高收入，但是也和相同学历水平的年轻人收入差不多，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还是现实的。这让这些幼师获得了足够的尊严和工作动力。
到了隔壁的德国，对幼师的学历要求就更高了。在作为模范的图林根市，幼师队伍中拥有教育学或者社工本科学历以上的人员占到94%，可以说是一支相当高素质的团队。
不过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移民众多、贫富差距大的地方，这个要求也只能适当降低。比如在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只有54%的幼师拥有本科学历。那些低学历、认证水平低的幼师，则基本集中在移民社区。
为了维持这样一支高水平队伍的运转，国家拨款和社区捐款必不可少。首都柏林市为每一个幼童每年拨款近8000欧元，作为支付教师工资和幼儿园设备维护的资金。一些在社区内开办多年的老幼儿园，也会得到社区居民和当地教会的资助，但是具体数字难以统计。
而在连续16年幼教水平排名欧洲第一的芬兰，情况就更加让人惊奇了。
芬兰极为重视教育，尤其是中小学以前的少儿教育。政府的教育预算占总预算的8%，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真要说孩子们在这里学到了什么，去参观的中国家长恐怕会有点失望。
在接受英国记者收集时，一家名为Franzenia的育儿机构的负责人说：
“小于七岁的孩子还不能接收系统教育，我们让他们锻炼身体、保持灵活性和创新性，为学习做准备。”
完成这样的教学任务并不简单，所有芬兰幼师都必须考取一个五年制的教育学学位才能上岗。能吸引年轻人花费这么多年接受培训的原因，是芬兰幼师的高工资和高社会地位。芬兰幼师的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能达到5000欧（将近4万人民币），比很多家长都富裕。
高水平的教育制度设计和教师团队，让芬兰少儿教育独步全球。即使孩子们在幼儿园里不学任何学术有关的内容，他们在进入学龄之后接受学历测试时还是能在欧洲名列前茅。
幼教在这样的国家，是真正规范而受重视的领域。
尽管从欧盟立法到国家立法对整个幼教行业做出了足够的规范，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家长的心思总是这样：对孩子越好越不嫌好。更多的批评、要求和呼吁，在欧洲少子化和移民化的大背景下依然出现了。家长和爱心人士把矛头直指各国幼教领域的不良现象。
德国一份知名的育儿杂志《父母（Eltern）》就发文批评该国的幼教制度不合理，对幼童的关心在地区间并不公平。文章指出的不公平现象有8条，涉及德国幼教行业的方方面面，下面简单列举一些：
在幼教资源丰富的州，比如梅前州，幼儿园能提供的注册名额比幼童数量多出来8%，而在最北方贫困的石荷州，注册名额则比幼童数量少了22%。
幼师/幼童比例分布严重不均。在萨尔兰州一个老师平均带3.5个孩子，到了梅前州则变成了1：13——可似乎即使是这个数字，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国内小班的定义。
意大利政府也面临类似的指控，民众指责政府对幼教行业监管不力。指责的火力主要集中在意大利至今都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幼儿看护和教育监管体系，这两个部分分别由两个行政部门负责。信息交流不畅。
这导致了意大利的幼教力量难以保障，教师资质参差不齐，幼童的受教育水平也无从管理。
但实际上，在政府监管的空白领域，私立幼儿教育机构各显神通，自己进化出了一套完善的评教体系。家长可以通过附近地区内幼儿园的系统性自评和家长评价，选出最满意的幼儿园。没有这个评教功能或者被曝光作假的幼儿园，很快就会生源枯竭而死。
2015年，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萨丽·佩克（Sally Peck）发文炮轰英国幼教系统，指出相比于欧洲大陆的邻居们，英国的幼教师资力量极差。大量没有获得早教资格的教师正在英国的幼儿园里祸害孩子们。这份评论背后的依据，则是一份英国上议院的报告，说明贵族老爷们也在关注这个领域，却没有人能改变现状。
但只要考察英国幼教领域的真相，会发现这位记者揭露的真相不假，却太过严苛。英国的3-4岁儿童入学率是96.3%，高于欧洲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比之美国的53.7%更是几乎翻倍。要满足这么多儿童的教育需求，教师队伍里难免掺杂些水分。英国幼教行业的表现也并不差，有66.3%的英国儿童在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的第一年能获得“优秀”的评价。
而且政府和业界都在持续关注和投资这一领域。牛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爱德华·梅尔维徐（Edward Melhuish）认为，再过10年英国的幼教行业就将完成升级，达到北欧国家的水平。考虑到英国的体量远大于这些国家，更面临经济衰退和民族结构变化的挑战，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并不容易。
欧洲的幼教系统和队伍素质，是保障孩子权益的基石。比较之下，方能显出把“一切为了孩子”这句口号当真落实的可贵之处。
当一次次丑闻爆出，失望、惊恐和愤怒充斥我们心间的时候，是不是也正是我们借他山之石做出改变的良机呢？欧洲人对幼师的高标准高待遇，也许才是解决我们自己恐慌的灵丹妙药。
但无论是幼师还是幼教产业，都只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