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华和他的“速成识字法”
■石群良 刘顺庭
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让１亿多人快速摆脱文盲。毛泽东称祁建华为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赞誉祁建华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全军文教工作会议上说：“创造‘速成识字法’，祁建华同志是有功的。”
创造“速成识字法”
回乡以后，为了消磨时光，祁建华躲进一个山洞里，通过同音字归纳等手段，仅用１１天时间，就学会８０００多个汉字。
作为文化干事，祁建华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战士学文化。当时，绝大部分战士是文盲。政工组调来一个叫王祥德的政工员，他成了祁建华第一个“速成识字法”试验对象。王祥德按照祁建华学字、识字的方法，第一天就学会了注音字母，并以此为辅助工具，不到１０天就学完了有５００多个生字的《人民军队“三字经”》。祁建华又从字典上挑选出２０００个常用字，编成顺口溜，注上音，王祥德又用２０天时间全部学会。在渡江作战和向西南进军的战斗空隙里，祁建华运用这种识字法，帮助一批看护员摘掉了文盲帽子。之后，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很快在全军推广。
“速成识字法”为新中国扫除文盲１亿多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祁建华很快就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他创立的“速成识字法”很快从全军推向全国。霎时间，扫盲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接着，已到鸭绿江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祁建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时任全国扫盲委员会编审司教研组长的张田若，在谈到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历史意义时说：一是提高了解放军战士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二是适应解放全中国的紧迫任务。三是解放城市，接管大批工厂，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知识的人，迅速扫盲是当时国家集中力量办的一件大事。四是到农村向群众宣讲党的政策，管理农业，除靠当地地下党员外，亟须派出战士奔赴岗位，没有文化怎么能做好这些工作呢？五是全国人口中文盲占百分之八九十，亟须高效的识字方法。用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只要１５０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认识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个字，再加１００个小时就可以读完识字课本四本至六本，能够看懂通俗书刊，能够写简单的信和文章。
“速成识字法”打破常规的“三五”观念和“四会”原则，探索出“大量突击，分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和提高”的教学方法。这既适应了当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汉字教学的客观规律。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肯定：“‘速成识字法’是扫除文盲的有力武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学习写字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要达到最低的标准：认识并能写１８００个字。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韩德彩将军１９４９年３月入伍，入伍后就参加了祁建华速成识字班学习。部队采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以汉语拼音为“拐棍”，３个月后，学员们认识了不少汉字。
△祁建华在教学员识字。
汉语拼音新案的诞生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个早晨，祁建华一边做着饭，一边教大女儿学汉语拼音方案。女儿学了一会儿，忽然愣怔了，说：“一拼容易，两拼有的容易，有的难，三拼最难。”一石激起千层浪，祁建华感到惊奇，小顽童竟提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汉语拼音方案”确实有不足之处，有的地方甚至不如“注音符号”易学。比如“ｅｎｇ”，注音字母一个“之”就够了，何必搞那么繁杂。现在自己有的是时间，何不试试，设计一套新的注音符号呢？
一位中学教师送给祁建华一本《红旗》杂志，上面有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５１年在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讲话。毛泽东主席说：“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又说：“把注音字母多改一些，改用两拼，以便代替汉字。”“在制作字母方面要花工夫。”“笔画要向一边倒，文字要能做到真正简单，每字一笔，不纠缠。”还说：“改革是费时间的，费１０年时间也可以，不必求快，但一定要好。”毛主席的话，给祁建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祁建华确定了改进字母的原则：一笔成，不纠缠，笔势顺，一边倒，形象简便，美观大方，看着顺眼。遵循这个原则，在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新的拼音符号一个个地创造出来了。为了试验速成识字新法，当时很多小学生都到他的菜庵里免费学习。到了冬天，八向通风的菜庵坐不住人，他又和学生一起在菜庵下挖个地洞，这里成了他教授汉语拼音新案的课堂。
１９７６年，按照毛泽东主席１９５１年对文字改革的指示，历经十年艰辛努力，祁建华的汉语拼音新案诞生了。祁建华最后形成的汉语拼音新案共有音素字母１１２个，其中由６７个字母组成的“普通话拼音方案”完全适用于普通话语言；由８５个字母组成的“通用拼音方案”适用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语言。只要是人体器官能发出来的声音，都能用他创造的字母准确地记录下来，祁建华称此为“音能”的发现。祁建华认为，他创造的这套拼音字母能够同汉字一样读，拼写的文字不仅优于现行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而且可以成为取代现行汉字的中国拼音文字。
怀揣着成功的喜悦和实现梦想的愿景，祁建华带着他的汉语拼音新案赴京了。据祁建华的二女儿祁慧琼回忆：“记得那是１９８８年的秋天，父亲和母亲带着当时还不满６岁的我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父亲就带着我去国家教委见了一位司长，父亲让我给司长读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以此来展示汉语拼音新案的成效。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司长听完我读报纸后那惊讶的表情。司长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这么小就认得这么多字，实在是太神奇了。司长握着父亲的手说：‘祁老师，你在你们那里先搞一个试验班，之后我们在全国推广！’”
试验证明：汉语拼音新案可在１００小时之内让人识字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个，能阅读书报和写一般应用文；用于普通小学，可使小学生在一学期内突破识字关，掌握３０００—３５００个常用字，为阅读、写作和学好各门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祁建华的试验是成功了，可祁建华在郏县邮局工作的学生刘顺庭却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祁建华同志创造的拼音新案有其特点，用其方便，但汉语拼音方案是法定的，望你不要坚持己见。”祁建华苦苦追寻的梦想只能成为泡影。
１９７９年，祁建华成了郏县长桥乡的一名扫盲干事，他用自己创造的速成识字新法扫盲，河南电台还报道了他的事迹。１９７９年９月祁建华被增选为河南省政协四届常委。１９８８年至今，《光明日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３０多家报刊、媒体报道过祁建华的“四速”研究成果。《大学文科园地》杂志第一次刊登了他创造的对文化教育有深远意义的“汉语拼音新案”。祁建华的名字又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１９９７年９月，已是７７岁高龄的祁建华病倒在了冢头一所小学的课堂上。
△志愿军战士通过“速成识字法”学习取得的证书。
拼音新案惠泽后人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张田若指出：“祁建华因执着追求而蒙冤受屈，被遣返河南郏县农村后，在劳作间隙，一边继续开展扫除农村文盲的工作，一边探索儿童的早教识字，把识字方法进一步发展，形成‘注音会念，联词会讲，初步会念就是会用，写用随后跟进’的识字思想和识字方法。”
２０００年４月，原国防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科技大学校长张衍看了祁建华创造的拼音新案后，欣然题写：“拼音新案，多年艰辛，反复试验，育人佳音，学制缩短，成绩翻新，研究推广，强国利民。”“拼音新案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颗新星，光辉璀璨。”
现为祁建华速成识字研究推广中心主任、全国集中识字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记忆科研究会理事、河南省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研究会常务秘书长的刘顺庭，是祁建华落难时的莫逆之交，也是他的学生。刘顺庭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参加邮电工作，当报务员，后任邮电局副局长。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５年，刘顺庭利用下班时间，每天与祁建华探讨拼音新案三四个小时，对拼音新案体系的试验总结与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祁建华离世后，刘顺庭放弃郏县邮电局副局长的位置，和几个深受祁建华教诲的学生成立了祁建华速成识字研究推广中心，继续进行儿童识字的研究和试验。
刘顺庭说，当年祁建华老师非常落魄——头发蓬乱，白衬衣也穿成了破烂的灰色，有人就称他为“疯子”，一些农村的小孩看见他还会一边喊“疯子疯子”，一边朝他扔石子。而刘顺庭由于热衷于祁建华的拼音新案，与祁建华成为莫逆之交，他自然也就成了人们眼中的“二疯子”。
拼音新案，让汉字快速走向世界成为可能
祁建华创造的拼音新案，也被成功传播到了海外。法国著名汉学家百乐桑先生携弟子到我国考察学习速成识字法，多次与集中识字法教学研究会会长张田若晤面，编写了汉语学习教材，用于本国的课堂教学，取得很好的成效。雷玲在《现代教育报》发表题为《上海市张思中教学法研究所所长外语特级教师张思中》一文中写道：“他（张思中）使出了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时学来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看家本领，将这种方法移用于俄语教学。很快，他所教的学生俄语成绩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