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抽象的，以长期目标为基础。战术是具体的，以立即发现最佳着法为出发点。战术的内容不外乎威胁和防御，有条件、有时机性。如果不即时利用战术机会，对局肯定会朝不利方向发展。在此，我们还要介绍“唯一着法（逼着）”的概念。它是指除了该着法之外，其余着法都将会输棋。在国际象棋中，对于绝对重要的着法，还有专门的标记。这种着法不是好棋也不是坏棋，或者既不难也不易，但对避免输棋很必要。
当对手犯错后，局面会突然出现制胜的机会。这就好比足球比赛中，教练花了数月时间进行复杂战略和实战训练，但当对方守门员突然滑倒时，你必须放弃战略，毫不犹豫地起脚射门，这就是纯粹的战术反应。
战术家对战场上的威胁和机会很敏感，他的问题是当没有明显着法（即需要行动，却没有反应时）时如何继续。著名的波兰特级大师塔塔科维尔曾半开玩笑地称之为对局中的“无事可做”阶段。在实际比赛中，这种表现可以区分出“伪装者”（伪强手）和“斗争者”（真强手）。
在国际象棋中，棋手有走棋的义务，即使不知道该怎么走，也必须走棋。这对没有战略眼光的棋手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当局面没有直接危机时，如果不能制定计划，将很可能会将局面走坏，从而陷入危机。从蒂格兰·彼得罗相身上，我们知道“警惕性无为”是一种可行的战略，但这种等待艺术需要完美的技巧。当局面没什么可走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我们称这些阶段为“局面型对弈”，因为此时的目标是改善局面。我们必须避免产生弱点，找到一些微妙的方法来改善子力，进行细微的思考，但绝不能停止思考。面对平静的局面，人们常常会变懒，而这正是卡尔波夫和彼得罗相等局面型大师的高明所在。他们能始终保持警觉，非常喜欢那种能够带来一个又一个微小优势的长久调动而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最终，他们的对手会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好棋可走，就像站在流沙上一样。
生活中并没有这种必须行动的义务。如果找不到有用的计划，我们可以看看电视，做点儿平常事情，就像那句俗话所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人类非常聪明，能在无所事事中找到很多消磨时间的方法。而正是在这些时间内，真正的战略家能够找到加强局面的方法，并对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好准备。不要忘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主义运动与欧洲议会产生过很多政治冲突。同时，德国也在筹备战争，并且由于受到英国海军改革的刺激，德国人开始加紧其海军的发展。这其实主要源于一个人—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菲舍尔。
事实上，当时英国已经统治海军领域长达一个多世纪了。1900年，英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者都认为这种统治是不可动摇且理所当然的。但菲舍尔上将坚持认为皇家海军应当更加现代化，他支持建造第一艘大型战舰并鼓励发展潜艇。而海军部的其他人认为发展潜艇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更糟的是，他们将其看做是“非英国式”的行为。
菲舍尔好斗的个性非常不适合处理这些冲突。他坚持不懈地执行着和平时期的现代化计划。直至1910年，由于厌倦了政治斗争（而非海上战争），他退役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丘吉尔将其召回。尽管两人对达达尼尔海战的分歧导致菲舍尔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但他对皇家海军的改革很快体现出了价值。
现在，历史学家将菲舍尔看做是英国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他的很多贡献都是在和平时期做出的。他是一位战略家，深知无事可做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不做。
每次走棋时，必须考虑对手的反应，以及如何应对对手的反应。一次战术会引起一系列反应，这一系列强制着法将把棋手带入激战。你会尽可能深入分析局面，计算大量的变着，应对数百个局面，一点闪失都可能招致失败。
我们可以与短线交易者进行比较。短线交易者每天必须多次决定“是买还是卖”。他会看价格，然后进行分析，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最佳决策。花的时间越多，决策就会越好。但思考时，制定决策的机会也将溜走。
战术包括对人脑而言非常困难的计算。但当你把计算简化时，它将成为国际象棋中最简单的部分，而且与战略相比几乎微不足道。它们是强制计划的反映，基本上是程序员最为熟悉的“if…then…”（如果……那么……）语句。“如果对手吃了我的兵，我将跳马至e5。然后如果他攻击我的马，我就弃象。接下来如果……”当然，当计算到第五或第六个“if”时，计算将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要计算的可能着法数量会非常大。算得越深，犯错误的机会就越多。
我们都是根据分析和经验来制定决策，目标是了解并改进该过程。 为此，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以便评估更深的战术决策。换句话说，需要战略来指导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