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为往圣继绝学的国学泰斗
垂髫至青春的求学年代
霍先生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而是他父亲。霍先生的父亲霍众特，幼年放羊，13岁开始读书，16岁考取秀才，又入陇南书院深造，品学兼优。废科举后回到老家，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因不满于当时“大狗叫，小狗跳”的小学教育，决定亲自在家中按传统方式教霍先生读书。从两岁多开始，霍先生在通过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等认了几百个常用字后，便熟读“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子史精华》和关学大儒张载的《西铭》等。与此同时，亦认真练字，从描红到看帖、临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又学习写短文，对对子，讲平仄，作歌行。至十二岁时，霍先生已跟父亲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
十二岁后，霍先生走出家门，直升天水新阳完小四年级学习，接受现代教育。初中择校，他报考的是省立天水中学，发榜时名列前茅。这是当时陇南十四县的唯一省立中学，其前身正是他父亲曾入读的陇南书院，要考上极不容易。入学后第一次作文，题目是《寄抗日将士的慰问信》。霍松林先生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完后连连叫绝，立即将稿子送到《陇南日报》，该报第二天就在重要位置上发表。这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不断创作散文、新诗和旧体诗歌，向《陇南日报》陆续投稿，大多被采用发表。长篇歌行像《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喜闻台儿庄大捷》等，皆大气盘旋，慷慨悲歌。如《卢沟桥战歌》其内云：“……伟哉我守军，爱国不顾身。寸步不让寸土争，直冲弹雨摧枪林。守桥健儿力战死，守城壮士分兵出西门。挥刀横扫犬羊群，左砍右杀血染襟。以一当十十当百，有我无敌志凌云。征尘暗，晓月昏。屡仆屡起战方殷。天已亮，炮声喑。城未毁，桥尚存。守军有多少？区区只一营。竟使强虏心胆裂，一夕丢尽大和魂。朝阳仍照汉乾坤，谁谓堂堂华夏真无人！”这些抗战诗，后来曾受到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的好评。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中国作家协会将霍松林先生列入全国“抗日老作家”名录，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红铜质奖牌。其实，霍先生当时还不过是一位十六七岁的热血青年，并非老作家。
高中求学，霍松林先生最终报考的是天水国立五中。当时，教育部在天水创办该校，本是专为接收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但因办学几年，得到当地各界的支持，遂分给天水百分之三的名额。霍松林先生闻讯前去报考，虽考题很难，但仍被顺利录取。其时，国立五中的高中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多为大学的讲师甚至教授，还有一些则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新秀。进入这样的名校，霍先生真是如鱼得水。高中三年里，他受教于吴梅、黄侃等国学大师的高足薄坚石老师，从其学习中国文学源流课程；受教于曾、祖、父三代高甲的宿儒陈前三老师，从其学习《诗》《易》《左传》及清诗等课程。刚上高中，他即反复阅读了钱基博的《国学概论》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于国学有所了解，进而博览了文史哲方面的相关著作。在创作方面，除写旧体诗和散文外，亦写新诗，并受《陇南日报》之聘，主编其文艺副刊《风铎》。
1945年7月，霍先生赴兰州参加高考。当时，全国大后方共有重庆、昆明、兰州三个考区，全国各高校都在每一考区招生，一个考生可报考多个学校。霍先生则仅填报了中央大学中文系和政治大学法政系。8月15日上午，高考全部结束，晚上就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兰州街头万众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参加欢庆后，霍先生即创作《欣闻日寇投降》七古长篇以纪实。其内有云：“一自妖氛来东海，神州万里任鲸吞。明眸皓齿委荒郊，青璘白骨陪伴空村。黄裔赫斯怒，睡狮忽迅奔。父训其子兄勖弟，妻嘱其夫爷告孙。临行洒泪苦叮咛，毋宁死敌不苟存。尺城必守寸土争，百战威焰薄海滣。遂使虎狼之敌成羔羊，神社之神已不神。欢声那可倭皇闻，闻之何异敲丧钟。遥知今夜卢沟月，清光应比三岛明。”
高考结束后，霍先生为省钱，未等发榜便乘车回家。8月下旬，就先后收到好几位在兰州等待看榜的同学好友的来信，祝贺他名登榜首。原来，当时各个大学的录取名单都要登报。在兰州考区，中央大学的录取名单列在报纸之首，中文系的录取名单又列在中大之首，霍先生在中文系的录取名单中又“名列第一”，故霍先生在兰州考区的全国各高校录取名单中“独占鳌头”！不仅如此，霍先生还被政治大学法政系也同时录取。但霍先生则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入学，从此步入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圣殿。
重庆柏溪一年，南京四牌楼三年，霍先生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转益多师，遨游学海，学业日益精进。他曾先后从胡小石先生学《楚辞》，从朱东润先生学中国文学史，从罗根泽先生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徐澄宇先生学《庄子》，从伍俶傥先生学《文心雕龙》，从吕叔湘先生学欧洲文艺思潮，从张世禄、吴世昌先生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从任辟疆先生学目录学，又分别从汪辟疆、陈匪石、卢冀野三先生学诗、词、曲。
就研究而言，他先后在卢冀野先生主编的《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上发表了《杜甫论诗》《论杜甫的创体诗》《论杜诗的诙诡之趣》等近十篇杜甫研究系列论文。其所开创治杜诗之门径，迄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仍具示范意义。正如《杜甫论诗》开篇所云：“文学创作家虽不必为文学批评家，然必自有其文学理论无疑也。故欲研究某文学家之作品，与其求诸他人之评论，固不如求诸其人自己之理论。杜甫之诗，雄伟宏丽，夐绝千古，历代论之者多矣。然而管窥蠡测，穿凿附会，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鲜有当也。杜集论诗之语，散见各篇，往往自道心得，残膏剩馥，沾溉后学。兹撷其尤要者而条贯之，不惟杜公之诗学理论昭然若揭，持此焉以治杜公之诗，亦事半而功倍矣。”
与此同时，他还在《和平日报》副刊开辟《敏求斋随笔》专栏，先后用文言发表关于诗歌理论批评的随笔七十余则。试观其随笔《名词动用举例》一则，其内有云：“西文中有名词动用之法，用白话迻释，苦难表现，不知者遂谓中文无此语例。按古文中有所谓实字虚用者，即是此法，求诸载籍，不胜缕述。略举数例，如《诗经》云：‘鼓钟于宫。’太史公《伯夷列传》云：‘左右欲兵之。’韩昌黎《原道》云：‘人其人，火其书。’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其中鼓、兵、人、火、芥、屣，皆名词动用者也。”“见于（近人）诗中者，如（陈三立）散原老人《月夜楼望》第二联云：‘松枝影瓦龙留爪，竹籁声窗鼠弄髭。’影瓦声窗，新奇可喜。”这些随笔，倘裒辑为专集，实亦为中国现代用文言撰就之诗话著作也。
就诗词曲创作而言，霍先生在当时文坛上已崭露头角，先后于《中央日报•泱泱》《和平日报•今代诗坛》《陇铎》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诗词曲作品，受到时人的赞誉。南京的青溪诗社和白门雅集，都邀请他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主持的“丁亥九日紫金山登高”，与会名流七十余人，霍先生在其中最为年轻，却因为一首五古长篇《丁亥九日于右任先生简召登紫金山天文台，得六十韵》而才惊四座。该诗其后在《中央日报•泱泱》上发表。著名诗人陈颂洛曾有诗推誉说：“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他于此阶段所填诸词，亦同样在当时和后来受到方家的赞赏。如《莺啼序•寄友人》长调，陈匪石先生赞云：“参梦窗三首定四声，守律极严，而浑灏流转，舒卷自如。沉厚空灵，虚实兼到，已入梦窗佳境。”又如《瑞龙吟•豁蒙楼和清真》长调，施蛰存先生赞云：“得清真法乳”。钱仲联先生亦曾赞云：“至松林为词，出入清真、白石间，昳丽多姿，一扫犷悍之习，一如其诗之卓绝。”按霍先生大学毕业以前所作之诗词，均已编入《青春集》，今已出版。
大学讲坛上的执教生涯
1949年9月，霍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重庆南林文法学院中文系任讲师半年。其间，与该系助教胡主佑女士喜结伉俪。1951年2月，霍先生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任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同年八月，胡主佑女士亦接到西北大学兼任讲师聘书。1952年寒假，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搬到西安南郊独立办学，名为西安师范学院。1961年1月，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命名陕西师范大学。自此，霍先生与胡主佑女士一起，在陕西师范大学的讲坛上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执教生涯。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的办学处于调整、改革阶段。高校文科虽要求开设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并没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更没有新教材和教学大纲，连新参考书也几近于无。做为青年教师，霍先生同时接受了开设三门新课文艺学、现代诗歌和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霍先生硬是“从头学起”，从头学习马恩和毛泽东著作，从头搜集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甚至从古文论中汲取营养，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梳理思路，拟出框架，编写讲稿。在课堂上讲授时，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1953年，霍先生撰写的文艺学讲稿被选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被不少大学采用。1954年，又被选为函授教材，经过进一步修改，铅印流传。1957年，学校因供不应求，遂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冠名为《文艺学概论》。这部书的初版印数，即达4万6千7百册，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印刷数字！在这部书中，霍先生对文学的对象、形象、典型、人民性、民族性和文学的种类及创作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尤其在第二章中专论了形象思维，在全国文艺界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曾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指出：“著者在当年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的情况，应予充分肯定。《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材料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笔者即其中的一个。不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学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行调整，将历代韵文、历代散文、元明清戏曲小说三门合并为中国古典文学，增加课时，分为迄今仍全国通行的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四段，各占一学年。因教学需要，霍先生又重新回到古典文学教学岗位，并被任命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文艺学概论课程则改由胡主佑老师讲授，同样受到学生们欢迎。在抓好教研室全体教师教学质量的同时，从1956年7月到1965年秋，霍松林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什么课缺人就教什么课，元明清文学、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古代文论都教过多遍，且均深受学生们欢迎。1961年，霍先生曾应学生强烈要求，为本科四年级八个班的学生授课一学期。最后一堂下课前，学生们全场起立，鼓掌达五分钟之久。
“文革”十年，霍先生因主张形象思维，1966年4月遭到《红旗》杂志点名批判，经受了巨大冲击，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但粉碎“四人帮”，1979年初至1982年暑假前，霍先生则又重新登上讲台，先后给中文系助教班讲授唐宋文学，为中文系毕业班讲授选修课中国历代韵文、中国历代散文和杜甫近体诗研究。粗略计算，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数十年间，霍先生所亲授过的学生数以千计，真称得上桃李满天下！
1979年秋，霍先生面向西北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此后便面向全国招生。从1978年起，霍先生开始专门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时，霍先生始终坚持“品学兼优，知能并重”的培养目标。关于“品学兼优”，霍先生认为，欲做学问，须先做人，人品优秀乃是第一位的。为此，他对研究生的道德养成可说要求极严。所谓学优，则自然是要求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系统知识和历代作家作品的丰富知识。而“知能并重”，则主要是指治学方法而言。关于知，霍先生要求学生治学时须由博转精，博是精的前提。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则须从当今的先进观念和时代精神出发，纵观古今中外，广泛搜集和钻研相关的资料，如此方能从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提要钩玄、探微抉秘，做到有所创获，才能实现精。关于能，则主要是指创造的能力而言。包括学术研究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应有文学创作的能力。霍先生认为，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也应搞一点创作。例如，讲授诗词，最好自己也会作诗词；讲授赋，最好自己也能作赋。虽不要求必佳，但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的甘苦，方能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为讲课和研究打好基础。
自1979年以来，霍松林先生先后指导过二十多位硕士，七十多位博士、博士后，以及三十多位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堪称“广育华夏英才”。在霍先生的精心培育下，这些学生皆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尤其是霍先生所培养出的近七十位博士，都成绩卓著，在国内学界被誉为“霍家军”，如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孙明君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尚永亮教授、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教授、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学报主编徐子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康震教授等。其中，已有二十多位在全国各大高校担任了博导。正因为如此，霍先生曾先后获得过“陕西省模范教师”、“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等多项教育桂冠。
为往圣继绝学的名山事业
还在少年时，霍先生就熟读过北宋大儒张载的《西铭》，其中的“民胞物与”思想和“为往圣继绝学”精神，给霍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念书时，汪辟疆大师和胡小石大师教授中文系学生，激励学生“既入《文苑传》，又入《儒林传》”。能入《文苑传》，则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且要有高水平的诗、文、词、曲创作。而入《儒林传》，则不仅要求具有高尚的品德，还要求有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此高的期许，成为霍先生此后不懈努力的方向。1948年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有人送金条，于老则手书张载“四为”的字条遍赠“国大代表”。当时，霍先生曾为于老拉纸，每一条幅都写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老的这种平生事业追求和人格写照，则成为霍先生这位西北后学的学习榜样和精神砥砺。
早在上高中时，霍先生即曾用文言撰写《易》学论文，受到老师的赞赏。上大学时，即正式开始研究事业，写下过一系列的杜甫研究论文，并先后在《中央日报•泱泱》上发表。他所撰写的一篇关于古小说《<燕丹子>考》的论文，受到罗根泽先生称赞，特送给杨宪益主编的《人文》发表。而在他于《和平日报》连载的《敏求斋随笔》中，如《牧斋诗论诗风》《愚山、渔洋诗论诗格之异》《黄仲则七古》等，亦可视为短小精悍之学术论文。
20世纪50年代，霍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开始执教。他始终坚持教研相长的原则，即在教学中发现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解决问题促进教学，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如在教文艺学课程时，即认真钻研，编写讲义，从而撰写出建国后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著作《文艺学概论》。在教授古代文学课程时，即围绕教学撰写大量古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在具体讲授古代作家、作品时，即居高视远、抉微探幽，撰写出大量颇为精妙的鉴赏性文章。在讲授古文论课程时，则先后推出大量的古文论论文、古文论笺注和古文论教材。今择其大要而言之。
此后，霍先生还撰写了相当一批古文论方面的论文，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优良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定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等，对古典诗论的研究有所开拓。与此同时，又受国家教委委托，先后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已多次重印）和《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已多次重印），被全国多所高校文论课程采用。为给古文论研究者提供方便，还精心主编《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全书共著录诗论专著214种，词论专著53种，曲论专著27种，共计294种；主编《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分上、中、下三册，总共270万字。在此基础上，更主编《中国诗论史》一书，2007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出版后，曾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第十二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的奖励。
在古诗文鉴赏方面，霍先生亦为古诗文的传播与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代著名作家陶渊明曾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古以来，对于作家具体作品的鉴赏与分析，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心”的阐释。高水平的鉴赏文章，无疑会提高一般读者的鉴赏能力，推动古代优秀诗文在当代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早自上世纪50年代起，霍先生就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有《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童区寄传》《阿房宫赋》《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五代史伶官传序》《买花》等十余篇赏析文章，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对这些诗文名篇进行精湛的思想、艺术分析。如白居易的五言《买花》，霍先生对此赏析则云：诗前半“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两句，乃结尾“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伏笔，在章法上起重要作用。但过去许多选本甚至教材都将“戋戋”释为“微少”，以“百朵”对“五束”，以“红”对“素”（白），由此将“五束素”释为“五把白牡丹”。从对仗的角度而言，这虽然解释得通，但却使结尾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失去了根据，无法讲通。霍先生则在文章中对“戋戋”一词训诂道：《易•贲卦》云：“束帛戋戋。”按旧注：“束帛”，“五匹帛”也；“戋戋” ，“众多也”。白居易的“戋戋五束素”，显然从“束帛戋戋”化出。“素”，也就是“帛”或者绢。“一束”五匹，“五束”，就是二十五匹。《新唐书•食货志》云：“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白居易作此诗时，正在实行“两税法”，一匹绢价值三千二百，则二十五匹绢的价值便为八万。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国史补》（卷中）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一本有值数万者。”可证白居易的这两句诗是写实。当时长安崇尚红、紫色牡丹，故“灼灼百朵红”的价值是“戋戋五束素”。结尾的“一丛深色花”上承“灼灼百朵红”，而“十户中人赋”则上承“戋戋五束素”，可谓针线细密，章法谨严。读霍先生此等鉴赏妙文，擘肌分理，赏奇析疑，读者于疑难处真有涣然冰释之乐也！
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霍先生是领衔撰稿人之一，并为其撰写五十余篇文章。该辞典曾重印数十次，总计发行一百万册以上，成为罕见的畅销书，并从而推动了全国性的“鉴赏热”，自此各类鉴赏辞典大量出现。1984年，霍先生将多年来所写的近百篇鉴赏文章编为一集，题为《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如认为该书“能以生花妙笔展现原作的艺术境界，给读者以审美享受”；认为此书“挖掘深，开拓广，赏奇析疑，论述精辟，烛幽发微，见解独到”；“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深入领会原作，提高鉴赏能力，而且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鉴赏学方面做出了可喜的贡献”。这本书中的不少文章，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被国外刊物转载。由于霍先生在鉴赏学方面的权威地位，此后他曾担任过《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华夏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古代言情赠友诗词鉴赏大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元曲精华》（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等多部辞典的主编工作。
还特别应当提出的是，霍先生不但先后著述三十余种，主编四十余种，堪称著作等身！作为中文学科带头人，霍先生还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点和“国家文科教学与人才培养基地”的申报和批准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一点一地”的奠基人。20世纪80年代来，霍先生先后担任过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管教学和科研副主任、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暨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为陕西师大终身教授，文学院名誉院长。与此同时，霍先生还先后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数十种社会职务，是中国古文论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世界汉诗学会名誉会长。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曾聘任霍先生担任该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会长，并颁赠霍先生“终身学术成就”金像奖。
世代书香的教授之家
霍先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书香家庭。霍先生的夫人胡主佑教授，1949年大学毕业后即任南林文法学院助教。1951年8月，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任该校师范学院讲师。1952年起，在西安师范学院即陕西师大前身的中文系执教，曾为学生讲授过文选及习作、教材教法、文艺学概论等多门课程，还与霍先生一起完成过多种科研著述。霍先生的三子一女及其配偶，也都学有所长，一门十教授、五博导，人称“教授之家”。为节省篇幅，这里我们仅略述霍先生长子和次子的情况。
霍先生的长子霍有光，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区域地质研究室副处长，副研究员； 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常务副主编，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兼任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他长期从事科技史、文化史及软科学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272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BSH035）、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3DGQ3B168）多项课题，多次获省部委和学校奖励。独著有：《钱学森年谱》《交通大学（西安）年谱1950-1978》《交通大学百年高等机械机械工程教育年谱》《为世界之光：交大校史蠡测》《信息哲学的争鸣与思辨》《绸缪中国水战略》《司马迁与地学文化》《中国古代矿冶成就及其它》《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社会交往心理学》《策解中国水问题》《海水西调与再造西北》《开发大西北与绸缪水安全》《史记地学文化发微》等；合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岭——大巴山及邻区地质图》《秦巴及邻区地质——构造特征概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等；已先后在《科技导报》《中国软科学》《中国科技论坛》《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学术观点曾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大公报》等报刊及“新华网”、“中国科学院网”、“国家中西部网”等国内数十家网站介绍。尤其是其有关鸭绿江水南调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调渤海水改造北方七大沙漠工程以及根治长江黄河水患的对策探讨，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思路，产生了全国性的社会反响。此外，还发表科普文章与杂文等120余篇。
霍先生的次子霍有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入湖南师范大学师从王昌猷先生攻读唐宋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入复旦大学师从章培恒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4年至2000年，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赴日本国立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任客员教授，系日本中国学会、国际东方学会会员。2000年初春归国，赴陕西师范大学执教至今。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负责人。社会兼职历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特邀编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2000年至今，已指导博士生及博士后二十名，指导硕士生三十名，毕业的博士均已成为其所在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20世纪80年代来，先后出版《清代诗歌发展史》（台湾文津出版社，入选“大陆地区百部文史哲博士论丛”）、《论唐诗繁荣与清诗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艺的“复古”与创新》（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云南人民出版社）等论著多部，合作多部，在《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东南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及日本《人文科学论集》《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获部厅级奖近十项，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记者在采访霍有明教授时，他深有感慨地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家父是一个面容清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由于长期的哮喘病，他的身体略显单薄。此外，我对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情况便可说一无所知了。直到“文革”发动的那年，即1966年初夏，当时我就要小学毕业，随着来自各方对他批判的不断升级，我才开始对他的某些方面渐渐有所了解。在“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先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抛出署名为郑季翘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多次点家父的名，引家父的有关论述无限上纲，说什么“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认识论基础”。紧接着，家父被其时尚存的西北局定性为“西北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陕西师范大学派工作组，专门组织批判。当“文革”中各级机关瘫痪后，家父又被校内造反派组织轮番进行批斗、抄家、关牛棚、监督劳改、挂牌游街。记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家父与当时被打倒的师大校长即所谓校内最大的“走资派”关押一室，吃饭则由我从家里送去。每当送饭时，监改者对我送去的饭菜还要检查。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学校被“揪出”的“牛鬼蛇神”竟多达一百余人，家父的境况才略有改善。除每天须写“思想汇报”外，还被允许用毛笔在红纸上抄写《毛主席诗词》。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后来，当家父将抄好的《毛主席诗词》用针线缝制成册，交我们子女人手一册时，看着其中或楷或行、笔力刚劲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北国风光”之句，我才隐然感到其中所凝结的浩然之气。我迄今仍珍藏着这本家父手抄的《毛主席诗词集》，结尾落款为“1968年3月录于（教学）五楼玻窗葵心”，我一直未解其意。多年后，家父才向我解释起这一落款中“玻窗”的含义：所谓“玻窗”，实“铁窗”之喻也。当时不能明写，故以此暗寓他正受到批斗关押的险恶境况。家父是在用当时他唯一能采取的这样一种方式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家父则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全力以赴地夺回被“十年动乱”所耽误的时间。
霍有明教授还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家父在“文革”中仍从不相信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谎话。他总是要求我们子女认真学习，广泛读书，不要荒废学业。1969年冬，家父由学校劳改队被放逐到陕西永寿县上营村，我身为次子随行，住在村内一空闲院落的窑洞之内。每日天亮，家父就出门劳改，我则无事时将过去的课本拿来翻看，有时还练练毛笔字。黄昏时，家父才收工回窑，我早已守在门口，盼望家父平安归来。有时候，家父稍微回来得早一些，我就高兴地说：“今天回来得还早！”几年后，家父还作有《寄明儿》之诗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雪暴风狂忆上营，窑中灯火倍温馨。候门喜我还家早，阅课夸儿用力勤。虎卧龙跳临晋帖，蟹行駃语学英文。裁诗问字无休歇，谈笑浑忘夜已深。”1970年仲夏，我以初69级学生身份奔赴陕南紫阳县，在铁道兵二师学生八连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当时，我年方十六，干劲很大，决心在三线建设中锻炼自己。家父与我频频通信，对我勉励有加，还作诗寄我：“洪炉三线炼纯钢，慷慨驱车赴紫阳。髫岁离家怜稚弱，经年苦战喜坚强。心向北京开电锯，胸怀世界握风枪。出身难选路能选，换骨脱胎看导航！”在工余空闲时，我忽产生作诗填词的冲动，便开始尝试。记得曾将这样几首习作寄家父求教：“军民豪气冲霄汉，誓将大地重装扮。巨刃辟荆榛，深山扎大营。 开路争朝夕，万炮轰石壁。战斗送残冬，旌旗遍野红。”（《菩萨蛮•三线迎春》）“烟尘滚滚相迎送，山岭连绵，遮断长安，满载豪情赴陕南。 军民奋战伏天险，斩水凿山，襄渝接联，笑指长龙吐瑞烟。”《采桑子•赴三线接受再教育一载》）家父回信则云：“有人填了一辈子词，仍然不像。你虽是初作，便有模样，闲时可学为之。”受到家父的肯定，我信心大增，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并最终走上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道路。
现在举国上下皆重家风。所谓家风，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习惯和生活作风。中国古人历来重视家风的不墜。从三国蜀汉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再到明人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格言》，莫不如此。提起霍先生的“教授之家”，人们无不赞叹地说：“好一个书香门第！”而霍先生家风清正、言传身教的作用，于此也得到彰显。从修身、齐家，到“以文传道，以文化人”，霍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令人们尊敬的全国名师！（口述：霍松林 霍有明 作者： 刘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