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奠源自中国，至今已有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文庙释奠也有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公元八世纪以后，文庙释奠还先后传播到日本、朝鲜和越南，成为国际性的祭祀名称和礼仪形式。在中国、韩国和日本，文庙释奠已经成为各自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而现在又都面临着如何保护这个文化遗产的问题。韩国文庙普遍恢复了文庙释奠的传统，日本也有个别文庙还在举行释奠仪式，越南由于文庙保护开展的时间较晚，文庙释奠尚未纳入保护议程，而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在修复文庙的同时，许多文庙也陆续举行了释奠仪式。
在中国，曲阜孔子庙最早恢复了释奠仪式，早期是在政府的组织下由孔氏族人自行举行，近年改由政府主持，2007年更由山东省省长主祭，同时举行的孔子文化节也由中央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政府主办，许多地方文庙也由省、市政府主持释奠，但是祭祀活动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度，各地自行其是。我认为，国家既然已经重视文庙的祭祀并恢复祭祀孔子，就应该制定新的文庙释奠仪式。
一、文庙释奠的历史
释奠是中国古代在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名称。据《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 必释奠于先圣先师”，这说明，至少在周代时，创立学校要祭祀先圣和先师，其后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要祭祀先师。周代时学官祭祀先圣先师，天子也要去太学观看行礼，“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礼记·文王世子》)。可惜的是没有说明是那一代周天子去太学观礼，而史书中也没有关于周天子太学观礼的记载。
有记载的最早学校释奠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后汉书·朱浮传》记载，建武七年(31年),朱浮在“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的上书中说：“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光武帝曾亲自前往太学观飨。汉光武帝所观之飨应该是在太学举行的祭祀。太学是建武五年(29年)兴建的，《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说：“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笼豆干戚 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太学落成时举行了祭祀活动，不仅使用了祭器筑豆，而且还有舞蹈，舞者手持干戚，属于武舞。虽然没有明说是释奠，但“修起太学，稽式古典”,是按照《礼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规定举行的仪式，毫无疑问就是释奠。《晋书·礼》说：“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師。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正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其实，这个表述并不准确。汉代没有用释莫一词，魏齐王祭祀孔子也没有用释莫一词，《三国志》 记述这三次祭祀都是“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但是，没有使用释奠一词并不能说是没有举行过释奠礼。
释奠真正作为太学的祭祀名称是从晋代开始的。《晋书》记载， 太兴三年(320年)“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咸康元年(335年)“二月甲子，帝亲释奠”,以后太学的祭祀一般都通称为释奠。
早期释奠的先圣先师是谁因史无记载，现在已无从考证了。学校是从东汉开始奉祀周公和孔子的，永平二年(59年),“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礼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后汉书·礼仪志》),国家最高学府辟雍和地方学校开始祭祀先圣周公和先师孔子。但那时不论国家最高学府还是地方学校都没有奉祀先圣先师的庙宇，明帝以后，辟雍、太学两存，在辟雍举行释奠、飨射、养老礼，在太学举行视学礼。汉明帝举行养老礼时，“乘舆先到辟雍礼殿”(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45《幸学养老》),在礼殿举行养老礼，那么释奠也应该在辟雍的礼殿举行。三国曹魏时，释奠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但也没有建设专门奉祀孔子的庙宇，仍然沿用汉代的制度，视学于太学， 释奠、飨射于辟雍，在辟雍礼殿内举行释奠。
西晋以后，释奠改在太学举行，太学没有奉祀建筑，而释莫已经列入国家祀典，西晋更是命鲁国和太学“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 释奠在什么地方举行呢?潘尼的《释奠颂》记载了晋元康二年(292 年)皇太子因为讲通《孝经》在太学释奠的盛况，“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以北墉”(潘尼《释奠颂》,《晋书·潘岳 传》),由此可见，那时的祭祀是在坛上临时张幕进行的。古代生产力低下，难以建造众多的宫殿以满足祭祀的需要，所以重大的祭祀都是在坛上进行的，即使到明清时期，国家大祭除太庙外，祭祀天、地、日、月、社稷、先农仍然是在坛上进行。所以我认为，在孔子庙出现以前，太学祭祀孔子也是在坛上进行的。因为在礼制方面，历朝都特别注意延续历史上的制度，西晋在坛上临时张幕为宫祭祀孔子也应该是沿用前朝的制度。
学校释奠孔子的庙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呢?学术界过去大都将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诏立孔子庙于京师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建造孔子庙的开始，其实，最初创建京师国学孔子庙是在东晋。《宋书》记载，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尚书谢石上书建议修建学校，“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宋书·礼一》)。“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当然包括庙宇和学舍。学校有庙，当然就是孔子庙，因为东西晋的太学都是主祀孔子、以颜回配享的，所以这是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子庙。陈朝顾野王的《舆地志》详细记载了国学及孔子庙的情况：国学“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 百步右御街东，东通淮水，当时人都呼为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孔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 博士省，旧置二博士”(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九《晋中下·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十年注)。孔子庙建在国子学的西侧，属于右庙左学的形 制，皇太子堂又在庙西，孔子庙东为学校，西为皇太子堂，正处在三者的中间，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地方学校孔子庙的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江祀传》记载说，江祀为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庙，久废不修，祀更开扫构立”(《南齐书·江祀传》)。宣尼庙即孔子庙，“久废不修”, 说明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南齐(479-502)享国仅二十余年，这座宜尼庙很可能是前朝的遗存，至少应该是宋朝所建。南齐时，南东海郡设在现在的江苏镇江附近，是孔子不曾到过的地方，不会是纪念庙宇，很可能是一位热心文教的地方官员所建的学校孔子庙。南朝梁出现了毫无疑问的地方学校孔子庙。萧绎(即梁元帝)在任荆州刺史(526—539年)时，“起州学宜尼庙”,“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南史·元帝纪》),这是已知南朝有记载建造的最早的地方学校孔子庙。
在北朝，有记载最早建造地方学校孔子庙的是北魏恒农太守刘道斌，据《魏书·刘道斌传》记载他“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在地方学校内建设孔子庙，开北方地方学校建设孔子庙先河。刘道斌正光四年(523年)卒于岐州刺史任上，此前任恒农太守，北魏地方学校孔子庙的诞生应该在公元520年前后。
不论是南齐的东海郡宜尼庙、南梁的荆州州学宣尼庙还是北魏的恒农学校孔子庙堂，都是地方官员个人的偶然行为所建造，虽然可以视为地方学校孔子庙的发端，但国家制度规定地方学校建造孔子庙却是从北齐开始的。
《隋书·礼仪志》说：“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一所”,这是关于国立地方学校普遍建立孔子庙的最早记录，遗憾的是该书没有记述郡学建立孔颜庙的时间。天保元年(550年)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下诏封孔子后裔“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八月诏郡国修立黄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北齐书 · 文宣帝纪》)。按照惯例，新王朝初立，照例是下诏推崇儒学，大兴教育，郡国学校建立孔颜庙应该是在这一年，而且很可能就是在八月命郡国修立学校的时候。
北齐虽然在郡国学校开始建立孔子庙，将孔子庙由京师扩大到地方，但是北齐毕竟是割据政权，仅辖州60多个，辖郡130多个，学校孔子庙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学校孔子庙普及全国还是在唐朝初期，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校皆作孔子庙，将学校孔子庙的范围扩大到全国。正如韩愈所说“天下通祀惟社稷与夫子”,释奠孔子遍及中国各地。
需要说明的是，释奠虽然是文庙的主要祭祀名称，但是，释奠一词并非专指文庙的祭祀，唐宋时奉祀姜太公的武成王庙、元代时周公庙的祭祀也都称作释莫。
二、文庙释奠制度的演变
文庙释奠主要是行礼，它是在音乐、歌唱、舞蹈的陪伴下进行的，文庙释奠可以说是集礼、乐、歌、舞四位于一体的艺术。
仪注早期释奠的仪注由于史料有缺，目前已经难以考究了。北齐时，释奠行三献礼，已经具备了后世释奠的主要内容。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仪注是唐朝的。《大唐开元礼》详细记载了皇太子释奠孔宣父和国子释奠孔宣父的整套仪注。释奠前，皇太子和所有预祭官员要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其释奠仪注为：迎神，奠币，迎俎， 初献、初献饮福受胙，亚献、亚献饮福受胙，终献、终献饮福受胙，望瘗，最后是讲学。皇太子释奠与国子释奠仪注相同，不同的是献官， 皇太子释奠以皇太子为初献，祭酒为亚献，司业为终献，而国子释奠分别以祭酒、司业、博士任初献、亚献和终献，祝文也略有不同， 皇太子释奠以皇太子名义致祭，国子释奠以皇帝派遣的名义致祭。唐代开元礼奠定了文庙释奠的礼仪，后世虽然有所改变，但基本内容变化不大。北宋释奠增加了送神、分献，分献在亚献略后进行，南宋释奠将饮福受胙统一在终献后进行，减少了迎俎。金代释奠与南宋基本相同。元代释奠仪注为点视陈设，就位，辟户，迎神，奠币、三上香，进俎，初献、三上香，亚献，终献(略后依次分献十哲、分奠两庑)、彻筑豆，望瘗，增加了奠币和初献后的三上香。明代释奠仪注 变化略大，其仪注为：迎神，奠币，进俎，初献，亚献，终献(同时十 哲、两庑分献),饮福受胙，彻豆，送神，望瘗。清代释奠仪注与明代基本相同，其仪注为：迎神、三上香，初献，亚献，终献，赐福胙，饮福酒，彻馔，送神，望瘗，最大的变化是十二哲、两庑分献在迎神略后和三献略后也上香和献爵。
音乐《礼记·文王世子》说“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释奠时是奏乐的，但是从其下的记述看，奏乐是在释奠以后的天子亲行养老礼时。“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 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 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舞》,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有司告以乐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于东序’,终之以仁也”。天子祭祀先师先圣后，举行养老礼，在东序先释奠先老，然后命设三老、五更、群老席位，天子亲自去查看肴馔和醴酒，食物准备齐备后，命奏乐迎接三老等入席。三老等入席后，天子退下去捧着酒食献给三老等，天子返回座席，乐工开始演奏《清庙》,奏乐以后，三老等开始讲父子、君臣、长幼关系的道理，其后堂下的管乐奏起《象》乐，跳起《大武》舞蹈，集合学子们都来跳舞，通过舞乐来上达神意，下兴有德之人。仪式结束后，乐官报告音乐结束，天子召集诸侯和群臣说：“你们回去后，也要在东序举行养老礼”。在举行养老礼时，演奏的乐曲分别是祭祀文王的《清庙》,歌颂武王伐纣的《象》曲，所跳舞蹈是歌颂武王伐纣的《大武》,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还没有为学校制作专门的音乐舞蹈。
东汉太学释奠时“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毫无疑问是有舞蹈的，有舞蹈就应该有音乐，舞蹈应该是在音乐的伴奏下，但那时国家也没有制订专门的音乐。元和二年 (85年),汉章帝到曲阜阙里孔子庙祭祀孔子，“作六代之乐”,如果国家有专门的释奠音乐是不会演奏六代之乐的。
南北朝时，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释奠“乐用登歌”, 也不是专门为释奠制作的音乐，“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 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南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商议“释奠释菜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认为，“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之，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最后朝廷议定国学释奠“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第一次确定了释奠的乐舞、祭器和祭品。梁大同七年(541年)才为孔庙祭祀制作专门的歌词，据《陈书·杜之伟传》记载，此年皇太子释奠国学， “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之词，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杜之伟首先创作了国学祭祀孔子的专用歌词。杜之伟撰写歌词使孔子庙释奠形成了歌、舞、乐、礼四位一体，虽然它们并不都是专门为孔子庙创作的。
在北朝，北魏天兴四年(402年)“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师”,祭祀孔子也使用舞蹈。北齐时，释奠“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 献”,礼、乐、舞并用，可惜的是，史料有缺，不知有否歌章。
从隋朝开始，每个王朝都为文庙制定专门的音乐。隋代乐曲名諴夏，取《尚书》“至諴感神”之意，有乐有歌，歌词虽然只有一章，但加上 国家规定国子寺四仲月上丁释奠、州郡学校春秋二仲释奠，已经使孔 子庙释奠有了独自的乐、歌、礼。唐代孔子庙释奠为“宣和之乐”,皇太 子释奠之曲迎神用承和(《旧唐书》作又名宣和，《大唐开元礼》作永和，以姑洗之均),行走用承(永)和，登歌奠币用肃和(以南吕之均), 迎俎、酌献用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圜丘，送神也用承(永)和，词同迎神，四曲六奏，加上武舞的凯安， 实际上是五曲七奏。皇帝祭祀昊天、五帝等时，登歌奠玉帛、迎俎、武 舞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时演奏的曲名与太子释奠孔子的曲名完全相同，皇帝行用太和，酌献饮福用寿和，送神用豫和。看来唐代制定了统一的乐曲，根据需要从中选择，所以唐代文庙释奠乐曲还不能称作是专门制作的。而释奠时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及武舞时都是演奏的与 其他祀典同样的乐曲，舞蹈也应该不是专门制作的。
宋景祐元年(1034年)诏释奠用登歌，迎神、送神用凝安之曲， 初献、升降用同安之曲，奠币用明安之曲，酌献用成安之曲，配位初献用成安之曲(哲宗时增加),饮福用绥安之曲。大观三年(1109年) 制定了新的释奠乐章《凝安九成之乐》。政和元年(1111年)又制定了新的释奠礼仪：皇太子释奠迎神奏崇安之乐，天纵将圣之舞；升降奏翼安之乐；奠币奏成安之乐；酌献奏恭安之乐；兖国公酌献奏宪安之乐；亚献前文舞退，武舞入，奏宣安之乐；亚献奏肃安之乐， 无思不服之舞；饮福奏介安之乐；送神奏崇安之乐；八乐九奏，文武舞并用，文舞名《天纵将圣之舞》,在迎神至初献阶段表演，武舞名《无思不服之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至此为孔子庙专门制作的礼、乐、舞、歌四位一体释奠仪式全部完成了。
金初期使用北宋释奠乐章，大定十四年(1174年)才制定了新 乐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初献、盥洗奏静宁之曲，姑洗宫；升殿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和宁之曲，姑洗宫；降阶奏安宁之 曲，姑洗宫；兖国公酌献奏辑宁之曲，姑洗宫；邹国公酌献奏泰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姑洗宫；送神也奏来宁之曲。明昌六年(1195年)重新颁定释奠歌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盥洗奏净宁之曲，姑洗宫；升陛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溥宁之 曲，姑洗宫；酌献、亚献、终献、充国公酌献、邹国公酌献都是奏德宁 之曲，姑洗宫；送神奏归仁之曲，姑洗官。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制定了释奠乐章《宜圣乐章》:迎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大吕角二成，太簇徵二成，应钟羽二成；初献盥洗奏同安之曲，姑洗宫；初献升殿奏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明安之曲，南吕宫；捧俎奏丰安之曲，姑洗宫；孔子酌献奏成安之曲，南吕宫；四配酌献各奏成安之曲，南吕宫；亚献奏文安之曲，姑洗宫；饮福受胙奏同安之曲(与盥洗同),姑洗宫；彻豆奏娱安之曲， 南吕宫；送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望瘗奏同安之曲(与盥洗同),姑洗宫。该释奠乐章又名大成乐，共七曲，是内容最多、宫调最为复杂的释奠音乐，仅初献就演奏九成，使用了黄钟宫、大吕角、太簇徵、 应钟羽四种宫调，而全部乐章交替使用了七种官调。孔尚任《阙里志·乐舞志》将亚献曲作终献，另有亚献文安、大吕宫一章，此外还有分献十哲成安、南吕宫和分献从祀成安、太簇立宫两章，但这三章都不是国家礼制规定的，该书《礼仪志》“仪注”收有元代释奠仪注，标明为张须考定，从仪注看，当终献开始时分献十哲和从祀，奏分献成安之乐。张须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来曲阜任孔颜孟三氏学教授的，元贞二年(1296年)秩满去职，那时元朝尚未制定释奠乐章，所以曲阜孔庙制定了自己的乐章，有人将孔尚任《阙里志》所载的元代曲阜孔庙释奠乐章当成元代国家释奠乐章是错误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定制春秋二仲上丁释莫孔子，乐六奏，次年命春秋释奠只行于曲阜和国子监，不必天下通行，遭到刑部尚书钱唐和侍郎徐程的反对，徐程认为“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 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钱唐列传》),钱唐认为“孔子垂教万世， 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同上),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直到洪武十五年才命天下儒学通祀孔子。明代文庙释奠乐章是洪武六年制定的，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币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献、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送神、望瘗奏咸和之曲。歌章选自宋代大晟乐府撰写而未用的乐章，只有几个字有所改变。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之学，于是始皆用乐”,令各级学校文庙释奠一律都用乐舞，将文庙释奠乐舞推向了全国。
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定释奠乐章，六奏，用平字，十三年钦颁释莫文庙乐章六首，迎神奏咸平之曲，奠帛、初献奏宁平之曲，亚献奏安平之曲，终献奏景平之曲，彻馔奏成平之曲、送神奏咸平之曲。康熙年间定名为中和韶乐。乾隆六年改为迎神奏昭平，奠帛、初献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奏德平，歌辞选自孔尚任创制的《大成乐章》,只字未改。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清代虽然仍为六章六奏，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 彻馔、送神各为一章，比明代亚献、终献为一章合理得多。
民国初立，于1915年颁布了新的文庙释奠乐章。新乐章以和为名，迎神奏始和，初献奏雍和，亚献奏熙和，终献奏渊和，彻馔奏昌和，送神奏德和，六章六奏。祭祀规格为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
乐曲的名称大都取自经典，“安”取自《诗经·大雅·序》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宁”当取自《周易》的“万国咸宁”,“和”取自《礼记》 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只有清朝的“平”没有取自经典，而是颂美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
宋代以前的孔庙释奠乐谱今已不存，宋、元、明、清和民国的释奠乐谱现在都还保存着，学者们并将它们译成了五线谱。
乐器用金石丝竹匏革土木八音，南齐永明三年确定设轩县之乐， “诸侯轩县”,属于诸侯的礼制，三面悬挂乐器。隋代“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王宫 县”,将轩县改为宫县，四面悬挂乐器，宋以后，文庙释奠又改为轩县。
歌章梁大同七年(541年)首先为孔庙祭祀制作专门的歌词，此年皇太子释奠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之词，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陈书·杜之伟传》),杜之伟首先创作了国学祭祀孔子的歌词。此歌词原来以为已经失传，我在《旧唐书·音乐志》找到两首歌词，其《迎神》为“通吴表圣，问老探贞。三千弟子，五百贤人。亿龄规法，万载祠種。洁诚以祭，奏乐迎神”,《送神》为“礼溢牺象，羞陈俎豆。鲁壁类闻，泗州如靓。里校罩福，胄筵 承祐。雅乐清音，送神其奏”,题目作《又，享孔庙乐章二首》,注说 “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我认为，这组孔庙乐章就是杜之伟的作品。《隋书·音乐志下》说：“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既然隋平陈，获得宋齐旧乐，而杜之伟的孔庙乐章已“伶人传习以为故 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时随宋齐旧乐进入隋朝，由于隋朝有为孔庙释奠专门制作的乐章，杜之伟的乐章存而未用，所以到唐朝时才会“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了。史料中未见唐朝以前有其他人创作孔子庙释奠歌章的记载，《旧唐书》所收录的这组“不详所起” 的旧歌章应该就是杜之伟的作品。从歌词内容也可以推知为杜之伟所作。“迎神”首句为“通吴表圣”,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吴国攻占越国会稽，得到一节有一车长的骨头，派人去问孔子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在会稽山召见群神，防风氏晚到，被大禹杀死，“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国使者赞扬说“善哉圣人”。能够反映孔子知识渊博的故事很多，而与吴越有关的很少，梁都建康，古属吴国，这就是作者偏偏将它挑选出来写入歌词的原因。
隋唐以后，释奠的歌章都是专门制作的。隋朝释奠歌章只有一章。唐代歌章为六章，即迎神、皇太子行、登歌奠币、迎俎、送文武出迎武舞入、武舞、送神时有歌，其中武舞用皇帝祭祀圈丘的歌词，送神歌词与迎神相同，所以唐代为皇太子释奠专门制作的歌章只有五章。宋景祐二年颁布的释奠歌章为六章，哲宗时增加一章为七章。金大定十四年、明昌六年颁布的释奠乐章中歌章都是九章。元大德十一年歌章据《元史·礼乐志》记载共十六章，除廊国公曾子和沂国公子思酌献歌词为新创外，其他十四章几乎是完全照搬北宋大晟乐府拟撰未用歌章，但是没有终献，这是不可能的， 宋大晟乐府释奠乐章为亚献、终献为一曲一词，元代也应该是这样。明清时释奠歌章趋于简单，都是只有迎神、奠币、初献、亚献、 彻馔、送神六章。
舞蹈 国学释奠用舞始于东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筑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 汉书·儒林传》),舞蹈看来是武舞，这与《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的 “舞《大武》”是一致的。北魏天兴四年(401年)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议定国学宣尼庙释奠用 “六佾之舞”,从此文庙释奠除个别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六佾舞。唐代皇太子释奠文武舞并用，先文后武，文舞在迎神至初献饮福阶段表 演，武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宋代开始专门为释奠创作舞蹈， 文舞名《天纵将圣之舞》,在迎神至初献阶段表演，武舞名《无思不 服之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明代改为只用文舞，成化十三年 (1477年)孔子升为大祀，国学舞蹈改为八佾，郡县仍为六佾，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文庙祀典，国学复改为六佾。清代国学和各级学校文庙一律用六佾舞，光绪三十二年祭祀孔子升为大祀，改为八佾，文武舞并用，宜统元年(1909年)为完善礼制，颁发了祭祀武舞 舞谱。1914年，民国政府规定释奠孔子仍为大祀，“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也是文武舞并用，但是这两次大祀执行的时间都 很短，没有真正举行过几次。
祭祀舞蹈贯穿于祭祀的全过程，但是并不是每个祭祀程序都有舞蹈。唐宋时文舞三成，从迎神开始，武舞三成，从亚献开始。金元有乐无舞，明代文舞，奠币、初献、亚献、终献有舞，清代改为奠帛初献、 亚献、终献有舞，民国改为初献用武舞，亚献、终献用文舞。现在明以前的舞谱已经失传，只有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舞谱还保存着。
六佾舞为舞蹈六行，每行六人，但明代的六佾其实是小八佾， 纵八行，每行六人，明成化时改为八佾，八行，每行八人，弘治九年(1496年)改为大八佾，纵八行，每行九人。
三、现代文庙释奠的礼仪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文庙释奠是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应该说，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释奠礼仪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善。
现在举行的文庙祭祀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度，各地自行其是，蟒袍玉带，长袍马褂，西服革履，纷纷登场，古今杂陈，中西混列，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滑稽。我认为，国家既然已经重视文庙的祭祀并恢复祭祀孔子，就应该制定新的文庙祀典。
现在要制订新的释奠礼仪，应该保持其礼、乐、歌、舞四位一体的特色，不宜进行太多的变动，因为文庙释奠延续了两千多年，已经积淀为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文庙释奠被称为祭孔乐舞也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已建 议主管者将申报名称改为文庙祀典，因为释奠只是文庙祭祀礼仪的一种，文庙祭祀还有释菜、行香等名目)。释莫歌章可以重新创作，仪注、音乐、舞蹈可以以明朝为底本进行损益。在恢复释奠仪式的同时， 也可以恢复月朔释菜，望日行香，但是绝不能在文庙设置香炉让游客随时焚香、许愿、还愿，这不仅助长了封建迷信活动，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文庙的文化品位和地位，使文庙等同于一般的寺庙。
制订现代的释奠礼仪，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服饰。在中国，改朝换代比较多，而服饰又是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制服饰，而中国最后的一个王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造的，其礼制服饰带有本民族的特点，是依靠武力强行推行到全国的，曾经遭到其他民族的反抗和拒绝，现在作为文庙释奠服装显然是不妥的。要制定文庙的释奠服装，服装必须采用传统的历史服饰，西服革履是不行的。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其实，礼也包括法律的内容，中国治理国家的传统是德治、礼治和法治的三结合。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仅靠以法治国是不行的，逐渐回归中国的传统，主张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但是这还不够，还应该再加上以礼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首先是“定正朔，易服色”,确定自己的礼仪制度。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十多年了，还没有制定自己的礼仪规范，甚至连升国旗、奏国歌都没有统一的礼仪规定，这是不应该的， 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而且被公认为礼仪之邦的国家怎么能够没有礼仪规范呢?正因为没有礼仪规范，中国人不守秩序，不守纪律，公共秩序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格、人格，迎接奥运会要宣传自觉排队、不大声喧哗，这些基本的常识都要去进行专门的教育，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现在是到了制定礼仪制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