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作黼在民国十年（1921年）3月4日逝世，享年81岁。在他庆祝八十大寿和后来的哀悼两次活动中，国家元首的民国总统亲题褒词，社会名流各界上千人士齐聚。当时《三锡堂》无论财富还是社会影响都显赫一时。然而，仅过了一、二十年，第二代就迅速败落，到第三代就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了。
曹雪芹笔下的名著《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是中国世家大族盛衰的艺术典型。而《三锡堂》之演变可说是一真正现实版的“大观园”。虽然，《三锡堂》没有大观园那样的大花园。但在，当年的社会显耀恐怕不输于荣宁二府：《红楼梦》中“大观园”三字是王妃题的，并非出自最高统治者皇帝。而，汪作黼的“模范缙绅”和一百五十余字的褒词是出自当时国家元首的大总统。另方面，在遭受的打击方面《三锡堂》又远甚于荣、宁二府。大观园的衰败始于王妃去世，贾府失去皇帝恩宠被抄家，但荣国府后来还是恢复了世职。然而，《三锡堂》所承受的包括一系列战火等一连串严峻考验和打击，要远远沉重得多。
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江南典业就受到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各种名目的摊派和敲诈勒索的摧残。
例如，有些无赖会拿一只小箱子进店，说里面有“活宝”要典当。如果，店员当场打开箱盖验看，里面的“活宝”——通常是一只老鼠，猛地跳出来一溜烟逃走，那就赔吧。而如果，不打开就接下来，过几天里面的“活宝”饿死了，那更要跟你算账。所以，这时候只能笑脸相迎，塞他几个钱，打发走人。
这些还都是比较普通平常的。更严重的是遭遇兵祸、火灾和抢劫，一旦遇到这些灾祸，不仅典财物受损，而且，还必须支付当主的巨额赔偿。所以，典当实力渐渐大不如前。以后，中国先后爆发了军阀混战、南北战争、北伐战争、蒋阎冯大战和抗日战争，战祸不断，典业纷纷闭歇，或缩小资本。单金陵一处，短短几年内就倒闭了17家典当行。
另外，主观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汪作黼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元龙是国史馆议叙通判，次子霖龙毕业于东吴大学及两江师范，三子文龙安徽法政大学毕业，女儿嫁当地陈姓望族。
图1.家谱中汪作黼及其后人
他去世后，其“济和典”分成三个典行，分别由三个儿子各自管理。
应该说，汪作黼的思想还是紧跟潮流的，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例如，当获知朝廷幼童留美计划后，就立刻设法让长子也能进入，然而功败垂成，气得连连跺足。次子和三子都大学毕业，这些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重视的是诗书礼仪，没有犹太人那种从小就教育孩子的经商理念，等长大后就难免缺乏经济管理和锱铢必较的头脑。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环境中更缺乏应变能力。另外，自幼生活在优裕环境中，不知稼穑之艰难，习惯大手大脚，还不能知人识人，容易轻易上当。
他的长子汪元龙，是我的祖父，生于1870年， 1942年去世，享年72岁。他是三锡堂中的长房。恰恰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已去世了。有关他的事迹都是大人们同我讲的。他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喝黄酒，几乎天天与人喝到天黑才回家。喝酒来了兴致就写字赋诗。常常有人这时凑过来说，有门生意很有赚头，大先生啊，你也去投资吧。于是，他大笔一挥，将钱投了过去，然而，往往是有去无回。而下次，他又忘记教训。甚至，今天把钱投进去，明天就倒闭，实际上是拿他的钱去分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一次成功的投资是刘国钧办的大成厂，到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还能拿到定息。
他的典当行全由账房先生管理。典当行有个行业规矩，每到除夕夜要聚餐，最后一道菜是一只整鸭，如果店主将鸭头夹到哪个人碗里，就意味着要那人过完除夕就卷铺盖走人。所以，整桌子的人此时都十分紧张。但是，每次都是我祖父把鸭头夹到自己碗里，于是，大家松了口气。
尽管如此，毕竟资金还比较厚，还能维持。但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占领了常州，典当行毁于战火，失去了经济来源。据说，典当行是日本兵烧的。然而，到底是日本兵烧的，还是账房先生为了隐瞒贪污故意烧的，再也没法弄清了。
他生有三个儿子毓涇、毓常（字秀典）和毓莱（字秀采），三个女儿兆兰、士兰和璇琯。在家谱中的名常常按辈排序，他们是毓字辈，然而，平时大家更喜欢用字，长子毓涇早逝，我父亲秀典就成长子，是他最疼爱的。那时讲规矩，一家人都在厨房用餐，只他一人在书房由丫鬟将食物端给他。经济已经捉襟见肘，大家一日三餐都是素菜，只有他碗里有两三片肉，他总是将碗里的肉挑出来，吩咐丫鬟，“端去给秀典吃。”自己吃素菜。
他最盼望能抱到孙子。我母亲嫁过去之后，经常到青果巷西边亲戚家打麻将。每当黄昏，我母亲如果还没回来，他会自言自语，“怎么蓉仙还不回来。”拄着拐杖到三锡堂外，仰首沿青果巷往西张望。可是，直等到他去世前五个月，我母亲才怀上我，他去世后四个多月我才出生，还是没让他抱到孙子。
他去世后，家里棺材钱都凑不出来。而账房先生张干生却家道殷实得很。我父母亲到他家里去哭求，后来甚至双双跪下痛哭流涕求他，都遭到拒绝。后来，听说张干生也只过了半个月也突然去世了。有人说，他的命是给大先生抓走的。
我祖母汪梁氏受到精神打击最大的还不是家道中落，而是她的长子和长女都年轻去世。因此，她终身素斋，念佛诵经。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在自家观音堂拜菩萨：跪下、俯伏、磕头、起身，不下数百余次。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踩在她脚下的方砖，会渐渐被她的一双小脚磨穿，每隔几年就必须更换。
图2.被小脚磨穿的方砖（电脑重新绘画）
据说，在家境富裕的时候，祖母捐给寺庙的钱不计其数。祖母最疼爱的是我，除了在家里拜佛外，还牵着我的手去刘先师庙里烧香。由于每天拜佛磕头，有一定的健身作用，她身体还一直比较硬朗的。但是，到八十多岁时，终于病倒了。也无力去医院，只能在家里胡乱吃些中药。当时，曾祖父妹妹的儿子陈舜明已经是常州名医了，请他来看了一次。他无奈说，人到年纪就像油灯的油干了。
祖母卧在床上不时喊我父亲的名字，“秀典、秀典……”可是，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失去了自由，无法来看她。听她她叫得那么惨，我妈妈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她：不是你儿子不孝，是他来不了啊！她听后似乎明白了，“嗯”了一声，可是，没过多久又“秀典、秀典……”喊起来。
她在弥留之际，始终没看到自己的长子的情况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去世后，我作为长孙，披麻戴孝捧着她的遗像，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沿着青果巷一步步往东走去……
历经岁月，今天她的遗像早已不存，但是，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她的慈祥的面容，记起她的音容笑貌。
祖母的长女兆兰，与当地一李姓人家定下亲事，有一次未婚夫登门造访，她与未婚夫说了几句话，被我祖父知道了，认为有伤体面，严厉教训。她作为少女，羞愧难当，导致精神失常，郁郁而终。
祖母前一个长子毓涇生于1904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喜以虐待取乐，不仅虐待小动物，对人也会恶作剧，往往会过火。据说，有一次，一户人家有人去世，请和尚放焰口追悼亡灵。他偷偷钻到桌子底下，突然一把抓住一个和尚的小腿，那和尚以为是鬼来抓他，吓得魂不附体，回去没多久就死了。 毓涇于1922年去世，虚岁19岁。以前，常州人诅咒别人往往会说“活十九”，意思是活不到二十岁。很遗憾，他应了这话。他去世之后，我祖父为他举行了十分奢华的丧葬仪式，各方赠送的挽联多得不可胜数，然而，20年后我祖父去世后，连棺材钱都没着落。
当时，三房人丁兴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就想将其中之一过继给我祖父。我祖父觉得自己还只有40多岁，还能生育，就谢绝了。双方可能产生了误会和隔阂。
祖母的二女儿士兰，我的二姑妈， 由于患过天花，终身未婚，一直陪伴在我祖母身边。母女两人依靠微薄的房租和变卖家具、字画过日子。后来房改了，房租也没了，靠政府救济维持生计。上世纪70年代，她卧病在床，我家也全家下放农村，难以照料，最后就这样去世了。
我的三姑妈叫璇琯，许配给当地一姓卜的望族，据说聘礼队伍长达一条青果巷，新郎衣服扣子一颗颗都是纯金的。然而，后来新郎染上了鸦片瘾，没多久就把家产败光。后来，经三房的堂姐妹庆娥的介绍，她只身去了上海，在一家制药厂工作，后来，我们家的丫鬟巧珍也去上海侍奉她。有一次，她回到常州，在甘棠桥遇到她的丈夫，此时已沦为乞丐，看到她后，还前来伸手向她乞讨。
我叔父叫秀采，不到二十岁就考上了一所铁道学校，以后，就一直在上海铁路局工作。我记得在上海时，有一次他送我12个乒乓球，我玩得好开心。以后可能是要划清界限吧，基本上就不来往了。
曾祖父汪作黼的第二个儿子叫霖龙。我叫他二叔公。我记得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每次去都看到他躺在躺椅里。他们家给我较深印象的是规矩很重。每次放学后，孩子回到家里，不能直接进房间，必须提着书包站在房门口，毕恭毕敬的对长辈一个个叫过去：
“爷爷、祖母、妈妈、叔叔……”
等大家都答应过后，才能进房门。
二叔公的长子叫毓芹，又叫修元，我们通常叫他修元伯伯。我幼年时没见过他，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一身呢制服军装，非常威风。我父母亲带着我去看他。谈话间他看了看手表说：
“一会儿有飞机来，我们去看看。”
大家就跟着他穿过走道到后面的露台上。果然，没多久远处飞来了一架飞机，绕着我们站立的露台绕圈子。我们使劲挥手叫喊，喉咙都叫哑了。飞机绕了几个圈子后，就飞走了。我望着远在天际消失的飞机，老半天平静不下来。后来，他就带了两个儿子去了台湾。最近才知道，他那时候在国民党空军学校担任校长秘书。
图3.汪修元（采自关于汪榴珍的网络文章）
图4.汪修元书法（采自关于汪榴珍网络文章）
那次他回来的一件事情是和三房打官司，后来官司赢了，在他们家的天井放鞭炮，孩子们跟着炮竹声一起嚷嚷：
“弹煞痴老三，弹煞痴老三……”
四五岁的我也跟着喊，至于为什么喊？痴老三是谁？我不知道，只跟着热闹。
修元伯伯的妻子，我记得她人很慈爱。关于她的事我都不太记得，只记得，听说有一次她在天井里洗衣服时，一次刚抬起身子，一颗子弹忽然从天而降，“嗖”的一声钻进了她面前的洗衣盆里。可能是附近有谁朝天放的枪。要不是她刚好这时抬起身来，子弹可能会落到她后脑勺上了。后来，听说她患了破伤风去世了。
他们夫妇俩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后来，修元伯伯把排行第一和第三的两个男孩带到了台湾。留下排行第二的仲荃和第四的季时两个男孩。我印象最深的是季时，他几乎天天在屋顶上来来去去，像是有飞檐走壁的功夫。
四个女孩都留在了大陆。长女榴珍是一名教师。另外三个女孩子是紵珍、全珍和八珍。紵珍和全珍经常吵架，主要是那时候经济已经比较困难了，无非是为了谁多吃了一口谁少吃了一口而吵闹。最小的一个叫八珍，父亲去了台湾，妈妈去世了，由婶母照看，我觉得她很娇气，经常哭得没完没了。据说，修元伯伯本来不想再要孩子了，所以叫第三个女孩为紵珍，意思是打住了。可是，又生了个妹妹，就叫全珍，意思是全了。然后，又有了第八个八珍。我爸爸妈妈开他玩笑说，紵珍后面有全珍，全珍后面有凸角。后来全珍去了武汉，把八珍也带去了。
二叔公的二儿子毓藻，身体一直不太好，生了两个女儿。长女汪寿珍，那时候在武汉读大学，偶然回来。女大学生了，见到我这个毛孩子从不打理。二女儿汪顺珍和我很好，就是她教我读《三国演义》的。
我们三房的三叔公名文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祖宗堂上长年停放的一口棺材，大人们告诉我，那是他的寿材。我偶然见到过他一次，是一位矮胖的白胡子老人。
图5.祖宗堂和停放的寿材（电脑情景再现）
我们家谱上载他有7个儿子，其实还有三个女儿，不知道何故家谱上没写进去。由于他的儿子多，所以，分得的房产也最多。然而，二房西侧有一道朝天井巷的后门，从那里往北直到古村，沿巷东侧是曾祖父置下的地产，用作养马园。以后，二房在那里盖起了房屋，收房租。也不知道是何时，三叔公忽然想，那块地是三房共有的，凭什么你二房独得好处？于是，和二房交涉，交涉不成，就诉诸法院了。
我们大房与三房关系不是太好，而与二房关系很融洽，所以，没有参与这一场官司。法庭上，法官问三叔公：
“既然，你说这块地是三房共有的，为何原告里没有大房的人？”
三叔公说：
“我大房的侄儿不愿来。”
可能是二房指出三房本就分得了较多的房产的理由，被法官认可，因此法官当庭训斥三叔公：
“你这个当叔叔的还不如侄儿！”
当庭驳回诉状。
三叔公羞愧得当场嚎啕大哭起来：
“我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二房的堂兄堂姐就背后学他：
“我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还笑着学他夫人去世后，涕泪纵横一遍遍哭道：
“黄泉路上好相会，黄泉路上好相会……”
三叔公有一句骂人口头禅，“狗日的！”
有一次，他和一瓦工吵架。瓦工站在屋面上看着他，他在地上仰面骂：
“狗日的！”
瓦工嬉皮笑脸紧跟着回答：
“三老爷！”
他继续骂：
“狗日的！”
瓦工继续紧跟：
“三老爷！”
于是，就成了：
“狗日的三老爷，狗日的三老爷……”
虽然是白发老翁，依然风流不减。一位应召女郎说他，“精神好得很，整夜都不要睡的。”
现在想想，还真觉得这三叔公真是有些痴得既可笑又可爱。
正如《红楼梦》里焦大说的“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免不了闹出些丑事。《三锡堂》里虽然没出过“扒灰”，也有些事也发生过。
三房的长子颐柏原配的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可是后来夫妻感情出了问题，妻子爱上了丈夫的三弟，以后闹到对簿公堂。妻子法庭上展示自己身上的累累伤痕，控告丈夫虐待。法庭判决，同意离婚。也有人说，她身上的伤痕是她自己弄的，但是，也没有旁证。以后，她就与小叔子喜结连理了。长子从此离开了常州，据说，后来落魄到靠拖车谋生。
今天看来，自由恋爱，夫妻感情不好，离婚再嫁，最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可责怪的。然而，在当时旧传统还比较浓厚的时候，却认为是很难听了。
三房继承的财产最多，尽管大部分人都很正派，自力更生，但是，也有极个别人躺在家产上坐吃山空，等到家产耗尽，又没在年轻时学得一技之长，也就出问题了。
其中一人，由上海的姐妹庆娥介绍到一家银行当差，递送包裹。有一次，他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突然高呼起来，谎称包裹被抢了。上海的包打听（私家侦探）多厉害，立刻查明真相。他姐妹只好托人打圆场，脸面丢尽。
也有欺压附近邻里的，据说，曾将青果巷对面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吊了大半夜。
《三锡堂》在武进县的东青乡有一块祖传墓地，由当地一家农户世代照料看守，称为坟亲。一次，一坟亲不满意自己妻子，三房的一个人就帮他把他妻子卖到无锡的妓院去了。伤天害理啊！
新中国建立后，一些人被关了七八年释放回家，生活困难，又遭歧视，还不如在劳改队，不安分起来。派出所户籍警召居民开会，当面训斥：
“你不要以为作死作活就能再进去，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还有一人，家产败光后，只能靠拖板车为生。由于，夫妻关系长期不和，早已分居，就与一年轻女子好上了。正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居民委员会找他谈话，把他吓坏了。以后，居民委员会又去找那女子，那女子一口咬定是自己自愿的。居民委员会就让这事作罢了。不料，他却因害怕，上吊自尽了。
除了个别人，三房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正派和善良的，有的境况也不错，建立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他们这一辈人中，与我接触最多的是观柏，论辈分应该是我的堂叔。他当年是他姐姐庆娥设法送到上海读书的，学的是纺织专业，人很老实，典型的工程技术人员。遗憾的是，1957年他们上海的工厂要去内蒙古建设，他不愿去，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发配到原籍常州，在街道上拖垃圾车。常州没他的住处，我很同情他，让他在我家厨房里搭了一张铺。他也常跟我们聊天。说到，他把前苏联斯米尔诺夫院士的5卷11册《高等数学教程》都学完了。那套书很著名的，我知道要读完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只读了前3册，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又被进一步从常州发配到农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被平反回上海。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妻子不离不弃，一直补贴他生活，后来迫于强大的压力，才不得不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实际上还是保持联系。他平反后，两人又复婚了。听说，他们俩都已去世，儿子在澳大利亚。
三叔公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叫庆娥，很早就在上海生活了，一直不断帮助娘家人。据我所知，庆娥至少介绍我们家族的三个人去上海谋生，我三姑妈也是她介绍去上海的。她还不断贴补娘家，但是娘家那么多人，简直是无底洞，丈夫无奈就跟她把经济分开了，互相借钱还要开借条。有一次，她娘家需要钱，她向丈夫借。丈夫让她用首饰抵押，过了些日子，丈夫资金周转不过来，向她借钱，又把抵押的首饰还给了她。此事，当时我们作为笑话讲，但仔细想想她当时有多难，连丈夫都不理解她，苦水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咽。
她能把那么多亲人推荐到上海谋生或求学，没有很强社会活动能力以及一贯和善待人的作风是办不到的。她一心一意帮助娘家的亲亲戚戚，甚至与有家族隔阂的我们大房的三姑妈遇到困难时，她也出手相助。更可以推想她对别人也同样是很善良的。
她与那个别不肖之徒是同一父母所生，人品却有天壤之别啊！
很遗憾，我从没见到过她，也不知道她孩子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她的孩子必定前途十分光明的。
三房的人很多，多数人我不知道情况，甚至连面也没见过，只能说一些我略知一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