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年代，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不会写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肯定觉着是件不可思议的新奇事儿。但如果由此向过去穿越个七、八十年，这事儿还真不新鲜。有权威资料显示，75年前，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的文盲率达80％，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才有1个人识字。
而这种情况在农村还要严重得多，许多偏僻地区，农民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因此当时的农村，无论契约文书，还是票号字据，不管你是否看得懂、分得清，凡需要签字的时候，就只能像《白毛女》里面的杨白劳那样——稀里糊涂地摁手印！
毫不夸张地说:倒退80年，识字非等闲！因为那时候，识字不仅决定着个人修养与前途命运，甚至还和民族独立、国家存亡紧密相关。
不识字多苦恼
纵览中国革命史，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苏区，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往往都建在几个省、区的交界处。因为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反动势力和敌伪统治相对薄弱，所以成为我党发动群众、开辟工作的重点地区。同时，这些地方因为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也就更加落后。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的阜平，往往附近相邻的几个村庄都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有时候为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人们要跑一、二十里路，到集镇上花钱找人代写。
(抗战时期的阜平县政府)
国民政府时期，即便是号称教育发达之区的京汉铁路两侧，包括工商业比较活跃、文化基础相对较好的冀中地区，儿童入学率也仅占学龄儿童的30%（其他地区还不到20%）。
时属冀中八分区的任丘市，抗战爆发前，全县共有男高小（6年制小学）12所，女高小只在县城里有一所；初级小学（一到四年级）300所左右，其中女校不到60所。
由于受重男轻女思想和封建礼教影响，农村女性文盲程度尤为严重，乡下妇女能够上学识字的百里挑一。1938年，冀中教育机构对献县南庄村妇女识字班调查发现，100名妇女中，只有两人上过一、二年小学，其他人全都目不识丁。
当年任丘、文安一带有一首民歌小调，道出了人们不识字的苦恼：
不识字的人多苦恼，拿着一元当一角。
自恨自己不识字吧，自怨自己没上过学（xiao）。
不识字的人多马虎，拿着文书糊窗户。
糊来糊去糊破了呀，急得自己糊里糊涂。
……
另一方面，受师资条件限制和传统习惯影响，农村中能够实施新式教育的学校很少，家庭私塾还是主要教育方式。此外，冀中的献县、交河、安国一带，还有一些教会学校，这类学校都是以传教为主，受教的人会在教义影响下忍受现世、期待来生，在灾难伤害面前，祈祷上帝的庇护、忍受邪恶的肆虐、逃避战争的祸害。
尤为严重的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日伪在其占领的据点和村镇，大量建立伪新民小学，开设日文课，教唱日语歌，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进行奴化教育的日语学校）
并以发放糖果、米饭等方式，诱骗附近儿童前去上学，进行奴化教育。妄图从文化上根除华夏文明的深远影响，从思想上消解人民的敌对意识，从而达到长期奴役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
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
当年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共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曾说：“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但在实质上又是农民战争。”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因此，共产党领导的以青年农民为主的八路军，最初的文化程度同样很低。指战员中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不到三分之一，60%多的战士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
原冀中二分区的政治部主任，讲过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一次，分区政治部到一个新组建的连队检查工作，出了几道问答题进行测试，其中一个是“八路军总司令是谁”。结果战士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吕司令（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有的说是聂司令（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还有人说是于司令（冀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连长一看不好，赶紧抢过话题说：“由于缺少文化教员，我们连队文化教育开展得不好，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的总司令是毛主席！”
（识字课本中关于《朱总司令》的课文）
不仅部队这样，刚参加抗日工作的区、村干部中，很多人也不识字，平时看不懂上级的文件和通知，开会时作不了记录，光凭耳朵听、脑子记；征收公粮柴草不会记账，支派民工劳力，不会写人名。经常有民兵站岗放哨时，遇到外来人员，不认得路条，看不懂介绍信，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矛盾，甚至闹出误会、笑话。
抗战时期，始终在文安、任丘一带坚持战斗的张朴，在文章中就讲过这样一件事：当时基层的党组织都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一天，区里给一个村支部书记送来一封信。村支书自己不识字，又不敢找外人看，就藏了起来。过了几天，区里来人催问，布置的工作为什么还不开展，这才知道那是一个工作通知。幸亏任务不是太紧急，总算没有耽误大事。
基层干部尚且如此，而更广大的普通百姓，甚至连过年的对联也不认识，闹出把“六畜兴旺”贴在屋里的笑话。对于宣传人员书写在大街墙上的抗日救亡标语，老百姓根本不认识，更别说看得懂。这种状况给抗战工作造成了很多实际困难和种种阻碍。
（刷在街道墙上的抗战标语）
对此，身在陕甘宁边区的毛泽东同志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因此，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去进行政治动员。
（毛泽东著《论持久战》）
几个月后，在其发表的另一篇重要著作《论新阶段》中，再次号召全党：“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斗十分频繁、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开展大规模识字运动和文化学习的真实原因。
战斗 生产 学习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一代伟人80年前所作的这条英明论断，至今已然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而在当年，也及时指导了八路军等一切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和发展。
为了改变我军基层指战员文化水平过低的状况，当时的中革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连队文化工作的命令，除各连队配备文化教员外，还要求全体指战员和事务人员，每人每天都要保证两小时的学习。
（战士们利用军事活动间隙学文化）
如此以来，在冀中根据地许多有驻军的村庄，处处可见战士们学习的痕迹和身影：房山院墙凡是平整一些的地方，都写上了提倡学习、扫除文盲的大字标语，屋檐下墙角边铺着练字用的沙盘，有的还在房门口旁边用灰泥抹成一块四四方方的识字牌。初来乍到的人，走进连队还以为是来到了学校。
事实也的确如此，许多以前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战士，参加八路军不到一年，已经认识八九百字，能写简单的家信。一些作战任务较少单位，如通讯班、文工团的小战士，入伍几年后，不但能够读书看报，有的还能写出像模像样的文艺作品了。这里边就包括好几位曾在冀中工作战斗，建国后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
（认真学习的八路军小战士）
抗战来近周年，不识字的真可怜。
新书新报不能看吧，国家大事明白难。
……
要认字，不费难，天天坚持莫偷闲。
每天认上三个字吧，一年学得可差不离儿。
这首当年流传于沧州运河以西地区的《识字歌》，反映的就是冀中广大民众参加识字运动的普遍现象。
冀中地区的民众教育从1938年冬季第一次冬学运动开始，进行了初步动员和试办，1939年秋第一次冀中教育科长联席会议后，得到大力推广和全面发展。
教育内容包括文化与政治，一是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二是坚定胜利信心与民族意识。教学形式主要包括民众学校、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其中，按照不同人群和文化程度再分成青年识字班、妇女识字班、大众识字班、高级识字班，许多地方还按照劳动特点和自愿要求组成各种学习小组。
（利用冬季夜晚在民校学习的农民）
最初，各地民校、识字班没有固定教师和统一教材。政治课主要由县、区干部讲解形式政策、教唱抗日歌曲，文化课一般由村里的小学教师、私塾先生和乡村大夫等识字的人兼任，教些《百家姓》《千字文》和简单的算账、记账方法。1940年9月第二次冀中教育科长联席会议后，形成了统一的民众学校组织管理制度，由各县对民校教师进行管理培训，统一采用晋察冀边区编制的识字课本（由各专区或县政府翻印发放）。
（晋察冀编审的民校识字课本）
为了广大农民能够尽快掌握基本文化知识，便于在生产生活中得以运用。这些教材的编写既坚持联系生活实际与政治问题，又注意适应民众心理、增进学习兴趣。按照由简到繁、先易后难的顺序，将开路条、写收条、记工账、立契约、写报告、做记录等内容，分别编入第一至四册的初级识字课本中。同时，根据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特别突出了国情和民族气节方面的教育。
（识字课本中的爱国教育课文）
教学方法上，各地还根据不同人群特点与学习规律，摸索出许多新颖独特的土办法。使用较多的有“实物识字法”、 “看图识字法”、“比较识字法”等。
“实物识字法”是在具体实物上标注相应的字。如在屋门上写上“门”、瓦盆上写上“盆”、板凳上写上“凳”。
“看图识字法”是对一些不好标注的实物，在字后面画上相应的简图。如鸡、鸭、牛、马，日、月、星、光，麦穗、玉米。
“比较识字法”是把形体相近容易记混的字词和多音多义字，用顺口溜、绕口令等方式联系起来对比学习、强化记忆。如“黄瓜长得大，黄瓜长得长”。“敌人包围边区，我们保卫边区”。“劳动不怕辛苦，老来生活幸福”。“睁大眼睛看晴天”，“耀眼光芒照辉煌”。
尽管如此，由于农村生产劳动十分繁重，加上农民世代形成的认知惰性。一开始，人们对于文化学习仍有不少抵触和为难情绪。加上一些地方领导不够重视、基层动员不充分，工作中时有强迫命令、以罚代学现象发生。
按照村民集体协商的规定，对不参加学习的人员，比较常用的措施是旷课一次罚缴铅笔一只或灯油二两。但有些地方区村干部却要求，一次不来罚洋二毛、三次不到罚洋五毛，甚至采取往不参加学习者脸上抹粪等侮辱人格的手段。严重背离了民众教育工作的初衷，伤害了受教育者的学习热情。造成各地冬学发展不平衡，导致一些村庄民校坚持不好、办不下去。
（习仲勋给绥德师范学校的题词）
当时，善于调查研究且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习仲勋，及时发现冬学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他的这篇文章及其经验，对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冀中各地的民众教育，在不断总结教训、借鉴经验的基础上，也得以持续广泛开展，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透过一些通讯报道等原始资料，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人们积极投身生产、学习的那种激情。
（工作人员为碾米群众讲解宣传画）
冀中“五一大扫荡”后，敌人在安新县郝庄安了据点。但是在村干部和民校教师的努力下，民校又很快暗中恢复起来。每天晚上人们一个个相继来到约定地方，把门窗用被子堵住以防透光，开始安静的学习。
新镇县（现属文安县）南辛庄有六个妇女，在冬天跟着一个老大娘学编草鞋，没空参加冬学。村里的民校教师就每天抽空去串门，每次教两三个字，第二天如果学会了就再教新字，后来干脆就给她们成立了一个草鞋识字班。
大城县一个村有制作粉条的干粉房，冬天正是忙季。民校教师就为他们专门成立了学习组，有针对地教他们学写“干粉、团粉、绿豆、粉条”等常用字和珠算。由于学得都是身边需要的东西，所以学得认真上劲。不到一月时间，人们就全学会了记干粉账和珠算加减法。
博野县大北河村识字班的妇女们，学会珠算后就到村公所帮忙算账记账，募捐的时候也是拿算盘随募随算。村里人见了都很惊奇：她们什么时候学会的打算盘呢！由此，妇女们在家里家外也更受尊重了。
从救亡到复兴
当年资料显示，在1938年第一次冬学运动中，冀中肃宁、深县等27个县，共开办民众学校1883处，各种识字班3305个。
整个抗战期间，在包括冀中在内的广大抗日根据地，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对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进行了广泛的文化普及与深入的思想教育。在扫除文盲的同时，极大提高了底层群众政治觉悟与参政热情，培养了人们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坚定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从而将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民族抗争，化作了一次唤起广大民众思想解放与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过程。
如今80年过去，从抗战时期的冬学识字，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扫忙盲运动；从改革开放后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到现在的全民终身学习，每个时期都能看到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全国2895个县域完全实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人民群众“有学上”的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虽然如此，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仍然需要我们笃行不怠，继续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程度与文化素养。
今天重温这段珍贵历史，需要发扬的是当年那种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需要铭记的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那份初心。
作者简介
任海平，河北文安县兴隆宫村。198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沧州地区农业学校、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沧州电大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现为沧州开放大学党委委员，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