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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核心位置“王”和“后”的两侧，有一对名为“Bishop”的棋子，我们中国人一般套用中国象棋的模式，将其译为“象”。不过此象非彼象，Bishop可不是中国象棋里过不了河，只能飞田的笨笨的“象”，其原意为“主教”，可以斜线移位，斜线吃子，而且不限步数，威力巨大。
Bishop与教士头冠的比较
一个神职人员居然紧临“王”“后”，还这么有杀伤力，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似乎不好理解，宠信神僧妖道，岂是盛世气象、明君所为？但这在欧洲中世纪却是历史事实。单就政治影响力而言，甚至可以说，中世纪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法国、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国演义”。
不过，和中国的“三分归晋”不同，在基督教文明的笼罩下，欧洲王权与教权谁也没可能吞并谁，而是共生共存、对抗加合作的关系。约略来说，11世纪之前，世俗君主和教皇相互合作更多一点，堪称“蜜月期”，偶有对抗也相对克制。
公元753年，教皇司提反二世受到伦巴第人的威胁，亲临法兰克王国寻求庇护，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二次加冕，赐予“罗马贵族”称号。作为回报，两年之后，丕平将新征服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包括拉文那等22座城池献给了罗马教廷，史称“丕平献土”。教廷以此为领地，形成了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教皇国。
799年，教皇因为与意大利贵族的争端，又来找丕平之子查理撑腰，到第二年，为表谢意，主动加冕其为“罗马皇帝”，这便是著名的查理曼大帝。此举创制了“君权神授”的先例，此后欧洲各封建邦国的国王，只有经过仪式由教皇加冕，才能成为至尊的“皇帝”，直到1804年，强悍如拿破仑，也要从教皇手中领取皇冠。
961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帮助教皇平定了意大利的叛乱，次年，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其加冕为“罗马皇帝”，东法兰克于是也成了“罗马帝国”。到1155年，“红胡子”腓特烈又冠以了“神圣”二字，这便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由来（不过习惯上，仍以962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
老谋深算的奥托同时还与教皇达成了《奥托特权协定》，取得了选举教皇的决定权和对帝国范围内主教的叙任权。换句话说，皇帝需要教皇的加冕，但教皇又要向皇帝效忠，教皇的选任须由皇帝来决定，这就有意思了，将来一旦夫妻吵嘴，到底要听谁的呢？
应该说，《奥托特权协定》反映了当时王权对教权的强势，但就像一个家庭，如果有强夫或者悍妻，反而不会有争吵，只有双方实力接近时，矛盾冲突也就来了。
由于西欧传统的封建制，领地层层分封，资源越来越分散，王权很容易被架空。以10世纪的法国卡佩王朝为例，国王在名义上领有45万平方公里的法国全境，但实际控制地，也就是王室所在地巴黎的周边，只有不到3万平方公里，约等于北京+天津的面积，被戏称为“法兰西岛”。
基督教则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教务行政区称教区，领导人称主教，也就是开篇所言，象棋里的“Bishop”；大的教区称为教省，领导人称为大主教。从罗马的教皇国，到地方各教区，占据着大大小小的领地，不纳税、不服兵役，有独立的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大量信众。这样的实力，还是神权在人间的代言者，岂甘久居人下？
1073年，野心勃勃的格里高利七世被推举为教皇，当年就发布教皇令，宣布教皇权力高于一切，拥有对各国国王和教区主教的任免权。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发布了《教宗敕令》27条，再次明确了这一原则，还宣布废除“世俗人等授职”，也就是说，教皇不可以由皇帝选定，《奥托特权协定》被推翻了。
亨利四世与格里高利七世冲突形势
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是亨利四世，他自然是要捍卫“祖宗家法”，坚持对帝国境内各主教拥有叙任权，还拒绝了教皇任命的大主教就职。随着冲突不断升级，1076年1月，25岁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召集全国主教开会，行使了《奥托特权协定》授予的权力，宣布废黜格里高利七世。作为反制，一个月后，格列高利七世在罗马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
简单来说，绝罚就是开除教籍。这在现代社会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欧洲，被绝罚者就是异端分子，社会信用指数清零，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更别不用说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派系林立，以鲁道夫公爵为首的贵族集团闻讯纷纷造反，宣称不承认亨利四世的君主地位。
好在，绝罚也分很多种，教皇格里高利只是想熬鹰为我所用，还不想把鹰杀死，给出的绝罚是个一年期的“死缓”。到1077年1月，大限将至，格里高利受邀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与各路诸侯开会。亨利四世这边仍然搞不定国内局势，地位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只好从德国翻越阿尔卑斯山，赴意大利面见教皇。
卡诺莎城堡遗迹
卡诺莎是一座荒山古堡，隆冬时节又是冰天雪地，亨利四世为表示忏悔，全身只裹着一件毡毯，光头赤脚爬上山来，在城堡外冻了三天三夜，痛哭流涕，请求宽恕。王权卑躬屈膝到这个地步，在历史上还是空前的，日后“卡诺莎之辱”一如中国的“胯下之辱”，成为西方世界的著名典故，是屈辱投降的代名词。
格里高利那边，其实也别无选择，因为基督教本来就是提倡宽恕的，教规也允许以忏悔来赎罪，三天之后便接见了亨利四世，经过一番严词训斥和认错悔罪的精彩表演，便给亨利四世赐予了赦罪之吻。
结束了吗？当然不。故事才刚刚开始。
亨利四世回国后，马上组织力量讨伐叛乱，与鲁道夫公爵等贵族大打出手。到1080年，亨利四世胜局已定，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严令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鲁道夫公爵处以绝罚。眼见王权又要起势，格里高利也不示弱，再次对亨利施以绝罚，同时宣布鲁道夫为德意志的国王。另一边，亨利四世针锋相对，宣布废黜格里高利七世，另立克莱门特三世为教皇。
二王、二皇并立形势
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幕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同一片天下，居然出现了两个国王，旁边还杵着两位教皇，一副欧洲版《真假美猴王》的架势。
以今人的眼光看来，所谓的“卡诺莎之辱”，在亨利和格里高利个人而言，是一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恶斗，但在王权与教权的角度，其实就是一场夫妻冷战，老公被罚跪了一顿搓衣板而已。事后，国王还要另立一个教皇出来，教皇也还得再册封一个国王，教权需要王权“胡萝卜加大棒”的硬实力，王权需要教权给予“君权神授”的合法性，终究是谁也离不了谁。
“卡诺莎之辱”的当事双方下落如何？
卡诺莎之辱油画
二王并立之后不久，鲁道夫伤重而死，亨利四世清理了门户，便筹备进军罗马一雪前耻。1084年，罗马贵族为免战乱之祸，抛弃了格里高利，打开城门把亨利四世迎了进来。当年的复活节，亨利四世钦定的教皇克莱门特三世为其加冕为“罗马皇帝”。
格里高利逃到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请诺曼人发兵帮助他复仇，讽刺的是，中途阿拉伯人居然也加入了进来，联军赶走了亨利四世，但在罗马城纵火劫掠，无恶不作。一场兵灾过后，始作俑者格里高利的人品也算是碎了一地，他再也无颜见江东父老，1085年就死在了萨莱诺。
亨利四世打败了格里高利，但却打不破强大的教权势力。1090年，在新任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支持下，德意志南部反亨利的贵族势力再度叛乱。亨利四世不得不再次南下意大利平叛。
僵持之下，贵族们拥立亨利四世的长子也是继承人康拉德为意大利国王，共同对抗亨利四世。这种事情出在欧洲，还真算不上莫名惊诧，反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以上帝的名义，儿子造老子的反，妻子革丈夫的命，还真是屡见不鲜。
终于在1097年，众叛亲离的亨利四世狼狈逃回德意志，第二年就宣布废黜康拉德的即位资格，改立小儿子小亨利（没办法，父子同名，就是这么彪悍）为继承人。谁知道，这个小亨利居然也在背后出刀，发动叛乱把老爸囚禁了起来，1106年，由美因茨大主教加冕即任了帝国皇帝。
要说老亨利这一生，也真是跌宕起伏，自6岁即位，曾经被劫持、被绝罚、受过奇耻大辱、报过深仇大恨，不但被自己终生的信仰所抛弃，还两次被亲生儿子背叛。不过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头子还是越狱逃了出来，在边境小镇列日组织军队，准备卷土重来，但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看来一点不假，小亨利推翻了老亨利，成为亨利五世，却又全盘沿袭了老爹的政治路线，两次入侵意大利，继续着王权与教权的纷争。但在国内贵族的掣肘之下，1120年，亨利五世还是与教皇达成和解，签署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核心内容就是，皇帝不再拥有主教的任免权，凡德意志境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长，由教士会议推举，皇帝只在纠纷时有裁决权；凡意大利境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任免权统归教皇，皇帝不得干预。
就如夫妻纷争一场，终于扭转了家庭决定权，但生活也就此改变了。
从此之后，神圣罗马帝国日益陷入国内纷争，德意志人愈来愈受到教会的盘剥，最终沦为“教皇的奶牛”。教权则一路走高，到13世纪时达到顶峰，罗马教皇成为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在欧洲纵横捭阖，自称“万皇之皇，万主之主”，公然宣称“这世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与控制”，多次任命或废黜各国君主。
美国众议院的英诺森三世浮雕
与此同时，一边的法兰西王国悄然崛起，在历代国王的努力下，逐渐向中央集权发展。到1303年，局势突然大翻转，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召集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在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支持下，迫使教会向国王效忠，还出兵抓捕了时任教皇卜尼法斯四世。此后70多年间，继任的教皇都不再驻跸罗马教廷，而是栖身于法国小城阿维农，成为了法王的傀儡，史称“阿维农之囚”。
这一次，教权一落千丈，罗马教廷挑动和利用各国内部纷争，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此后，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教权风光不再，而王权则是先复兴，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随着教权一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