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更是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相应的识字写字教材在数量和种类上也都十分丰富。而说到古代的蒙学读物，大家对《仓颉篇》《三字经》《千字文》耳熟能详，但还有一部专教人识字的书也流传甚广、影响甚大，这就是《急就篇》。
楼兰遗址出土的《急就篇》写本
《急就篇》又称《急就章》，是西汉后期的一部字书，由西汉史学家史游编撰。“急就”有快速达到、快速达成之意，取自开篇第一句“急就奇觚与众异”。其全篇分为“姓氏名字”“器服百物”“文学法理”三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儿童启蒙教育思想，具有文学知识、人文思想、诗意审美和规范书写的启蒙功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童蒙识字教材。
《急就篇》包含当时常用的1953字，以每章63字为限，分为31章，协之以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分类编排。其内容涵盖面广，涉及姓名、身体、病患、衣物、器具、宅舍、仕宦、牲畜、百兽等诸多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汉代儿童版“百科全书”。由于实用性强、知识容量大，以《急就篇》为识字兼常识课本，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它一问世便受到广泛欢迎，从宫廷到边地，从贵戚到工匠，基本都以此作为启蒙学习的教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编《州名急就章》、王应麟编《姓氏急就篇》，均仿《急就篇》而作。《姓氏急就篇》以姓氏诸字排纂成章，以便记诵。虽以记录姓氏为主，而胪列名物、组织典故、意义贯通。每句之下分注姓氏之源，贯穿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篇末有自跋一章，为小学识字之书，兼取常识教学之功。另外，明王祎撰《急就章》共三篇，取禹贡、诗、周官、山川、草木、鸟兽、六官之名为之，以示诸子，实属常识课本。诚如经学家称，自《急就篇》问世以后，“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
19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出土了多部《急就篇》残卷，在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屯戍简中即经常见到写有《急就篇》内容的简牍，其时代多为西汉后期，与《急就篇》的编定时代几乎同步。这些简牍或为习字之范本，如敦煌汉简1972及2356等，一般写在三棱木觚之上，与《急就篇》首句中的“奇觚”相契合，且多书写工整，字距阔大疏朗；亦有书写片段文字的习字简，如居延汉简等，往往文句不全、书法拙稚，且常与其他内容混杂。此外，新疆还出土有吐鲁番古注本和正文写本、东汉《急就章砖铭》、石经残字以及楼兰等地出土残纸等相关内容，为《急就篇》研究提供了很多新资料。
楼兰遗址出土的《急就篇》写本
作为蒙学教材，《急就篇》很早就传入了新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行，便在楼兰地区盗掘到了一份写本的《急就篇》。这次中亚行中，他还发现了700多张古纸，其中包括《急就篇》晋纸残片5件，正面和背面均写有文字，并且两面均可相互缀合成为一整件，内容是《急就篇》第一章，书写时间约为公元310年至312年的西晋时期。根据文献学的命名规律，它被称为“楼兰本《急就篇》”。由于楼兰本《急就篇》出土较吐鲁番高昌本《急就篇》为早，且版本也先于后者，因此它是目前所知传入新疆地区较早的古代童蒙识字教材。由此可见，即使在遥远的西域，当时的识字启蒙和章草书写标准也都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致。
作为当时举国上下统一教授学生集中识字写字、快速增长知识，内容丰富多彩、实用性强的一部蒙学教材，《急就篇》形式简短、押韵对仗、朗朗上口，具有节奏鲜明和句式整齐的诗意审美特点。其所用章草字体，厚重、淡然、古朴，既保留了隶书的风格，又加快了书写速度，字与字之间不相黏连，对规范孩童书法有极强的作用。特别是《急就篇》在最后还用四言来赞颂汉朝的盛况，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等，体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
本文系新疆博物馆馆际课题项目“文旅融合背景下新疆区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