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为晋人陈寿所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及《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书中主要记载汉末董卓之乱至晋武帝太康初年近百年的史事，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寿（二三三—二九七或三〇〇）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属四川南充）人。仕蜀汉曾任卫将军府主簿、观阁令史等。蜀汉灭亡后，仕晋为著作郎、治书御史等。晋灭吴之后，陈寿参考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等官私史志，历时十余年，撰成《三国志》。陈寿去世（《晋书》称卒于元康七年即二九七年，《华阳国志》称卒于永康元年即三〇〇年）之后，晋廷遣人去其家抄写誊录，《三国志》自此开始流传。
由于陈寿在编撰时能够采集到的史料相当有限，因此，《三国志》不仅无志无表，叙事也较简略。东晋以降，有关三国时期的史料逐渐被披露或纂辑，至南朝初年，这些史料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此背景下，宋文帝以《三国志》文辞过简为由，命裴松之为之作注。
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闻喜）人，起家殿中将军，仕至太中大夫。裴松之受命为《三国志》作注，并未将重点放在训诂文字、阐释名物、叙述沿革等方面，而主要是对《三国志》进行“补缺”“备异”“惩妄”与“论辩”。元嘉六年（四二九），裴松之注书完成，进呈乙览，得到宋文帝的嘉许。
“裴注”征引各家著作多达二百余种，字数几与原书相当，其史料价值及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此外，在注释过程中，裴松之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著作加以分析、考证、评议，使注文兼具史料、史学、史识的多重价值。故而，“裴注”一经完成，便与陈寿原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今天，我们从史学史的角度回溯，在传统史书的注释领域，“裴注”具有划时代的典范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此后才逐一出现的“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后汉书章怀注续汉书志刘昭注”等。
《三国志》早先以写本传布，现仍存有东晋时写本残卷等。《隋书·经籍志》入正史，至《旧唐书·经籍志》则以《魏书》入正史、《蜀书》《吴书》入编年，虽属无稽，但似可说明，《魏》《蜀》《吴》三书可能曾一度分别传抄、流布过。
《三国志》最早的刻本，当属北宋国子监刻本，今已不存。北宋监本刊刻于宋真宗咸平六年（一〇〇三），略晚于宋太宗淳化年间（九九〇—九九四）刊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且从现存部分版本中保留的牒文、目录中，可以推知，《三国志》的《魏》《蜀》《吴》三书，似曾是分别校雠、雕版、刷印，到最后再合为一书的。这一点，与《后汉书》《续汉书志》合二为一的过程有所类似。
《三国志》现存的南宋刻本，主要有杭州本、衢州本、建阳本等，其中以衢州本存世较多。究其原因，衢州本的版片，在南宋归国子监，在元代入集庆路儒学，在明代则属南京国子监，刷印量较大。但正因如此，这批版片需经常修补，所以现存衢州本不仅均为明代以后的刷印本，且宋版原刻的叶子极少。
本书选用的底本，为南宋中期的建阳刻本。此本半叶十行，楮墨精良，即便是抄配的叶面，字体亦极为工致。书中讳字至“惇”，刻印时间约在光宗朝，因此又被称作“绍熙本”。张元济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所使用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与此本为同版。此本原藏杨氏海源阁，为杨以增重金购得“四经四史”之一，钤有“平阳汪氏臧书印”“四经四史之斋”“东郡杨氏海源阁珍藏”等印，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在编制目录时，本拟遵从底本卷端及各传题名的原始著录，逐卷标注页码。但实际编制过程中，觉得这样并不利于检索、阅读，故改成以传（不含“张邈传”及所有附传）为单位标注页码，同时增设附目。增设附目的主要依据是，附目传主的生平或事功等，应在主目传文中有较完整的叙述，仅一笔带过记录嗣爵袭官等情况的则不列附目。如“董卓传”，将其部将“李傕”“郭汜”列为附目；“袁绍传”，将袁绍三子谭、熙、尚及甥高干列为附目，等等。至于“张邈传”，该传较为特殊，传文夹于“吕布传”前后文之间，故未单独标注页码。囿于水平，目录编制中难免出现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期我们再版时得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