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山海里陈家和世界船王董浩云与工华难童无线电培训班和梅龙镇酒家／幼幼教养院／净业教养院／上海福幼院
秘闻
卢铭安
世界船王董浩云
已故香港世界船王董浩云在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先负责天津航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后被任命为通成公司运输部主任，并作为通成公司（即金城银行投资兴办的通成货栈公司）的代表，出任中通航运公司（即中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一边为抗日大后方秘密输送战略物资的同时，也不忘为爱国团体和救难机构捐资。
董浩云是上海进步团体蚁社成员，后遭国民党取缔转入益友社。又因爱好戏剧，参加了蚂蚁剧团，剧团的负责人是上海愚园路上源生牧场小开李伯龙，由于他们志趣相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伯龙是上海滩标准的富二代，家族在上海拥有一个很大的奶牛场，人称牛奶棚小开，李伯龙入职租界工部局后，思想开始左倾，同情支持中共，陶行知曾经委托有律师执照的李伯龙进监狱捞当时被捕的李云鹤。文革中受尽苦难，多次撞墙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改革开放平反后奉命赴香港见老友董浩云。
起初，董浩云于天津工作，不常在上海，虽不是演员，但作为蚁社骨干成员，只要有可能，他都尽心尽力，出钱出力，出谋献策，支持蚂蚁剧团台前幕后的演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7月，已是益友社成员的董浩云出资赞助由胡詠骐（中共烈士，宁绍保险公司总经理，“保联”发起人）、赵朴初、陈巳生、孙瑞璜（新华银行总经理）、李伯龙（中共）、张菊生（益友社秘书长）、潘序伦（著名教育家，立信会计学校校长）、陈志臯（海宁陈阁老嫡传后裔）、黄定慧（银行家，中共著名女特工，陈志臯的夫人）等发起组织的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为伤兵医院筹募经费，为买医疗用品支援前线(新四军)等，为此，董浩云特地从天津来沪助战，用他的话来说：“我是中国人。”
梅龙镇酒家
梅龙镇酒家于1938年由京剧票友俞达夫等人创立，名称来源自京剧《游龙戏凤》中的梅龙镇，原址在威海卫路上，酒店开出3年左右，因经营不善，关门营业，欲对外盘整，继任经营者是上海文化演艺界名人吴湄。
当时是上海孤岛时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职业妇女俱乐部，与各文艺救亡组织一样受到汪伪当局的迫害，不久，地下党员的俱乐部主席茅丽瑛被暗杀，职业妇女俱乐部也被迫撤销。按照党的“隐蔽精干转入地下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在“孤岛”的进步文化人士需要有一个既安全又十分隐秘的活动据点。便由上海影剧界著名演员吴湄出面牵头，由文艺界进步人士、戏剧活动家李伯龙，张菊生等人出面，并在多位进步人士资助下，把这家门可罗雀的小店盘了下来，交由原妇女俱乐部的9人理事团成员之一的吴湄担任经理，龚若冰（也是地下党员，而且是赫赫有名的“抗日三杰”之一梅龚彬的夫人）担任副经理，于1940年元月开业。
之后不久，因为房东索还房屋，梅龙镇酒家便于1942年冬迁至南京西路1081弄重华新村22号。
梅龙镇酒店搬迁后，吴湄就请著名书画家白蕉题写“梅龙镇”三字。白蕉还书写中堂一幅，挂于店内:“天下无难事，也无易事；人生有苦事，方有乐事。”精辟的人生哲理，令人过目难忘。
酒店不仅成了地下党同志和文艺界进步人士活动的场所和秘密联络点，还用酒家盈余，创办进步刊物《生活知识》和作活动经费。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向解放区大肆进攻，梅龙镇酒家又成为地下党工作联系的据点。周扬、夏衍、吴纫之、田汉、于伶、洪深、赵朴初等常在此秘密商谈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郑君里、白杨等一批从重庆归来的进步人士，与留沪的同行曾在此将举行会师宴会。
地下党领导人李一氓长期在沪做地下工作，就是以梅龙镇酒家作掩护。她的女儿阿静，也曾长期寄养在吴湄家中，受到吴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当时，梅龙镇酒家被称为上海滩进步文化人士的“红色沙龙”。
二十几年过后，也就是在市人大代表，市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吴湄被迫害至死的第二年，即1968年12月的一天，北京301医院送来了一位被摧残、折磨得生命垂危的老人，谁会想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进步戏剧运动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才气横溢的诗人和作家，引导吴湄进入进步影剧圈的导师——田汉。他死的时候，医生、护士只知道这位老人名字叫李伍。
左图，左起，吴湄，蔡筠，顾丽珍（董浩云夫人），张菊生，李伯龙，姚文贤等人均作为梅龙镇酒家董监事的管理层人士；右图：为吳湄。
上面两页社会局登记档案都显示吴湄，李伯龙和张菊生是梅龙镇酒家发起人和董事，显目的是监察人为董浩云妻子顾丽珍，可见其丈夫董浩云的投资和份量均不一般。
翻开梅龙镇酒家400多名股东名单得知，1942年，新址选定扩建之际，酒家需要资金入股，吴湄和几位董事动员400多个股东参加，包括董浩云。其中不乏电影事业家柳中亮、著名导演陈西禾和著名电影演员龚秋霞、乔奇，也不乏作家、戏剧家和文学翻译家李健吾、顾也鲁等名流，后来就有了董浩云在香港资助左翼演员顾也鲁拍摄电影“小二黑结婚”的故事。
董浩云即使到了香港也不时地资助左翼电影作者。当初在港的左翼进步导演顾而已在拍摄电影《小二黑结婚》时缺少50％的资金，那时的文化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情急之中，顾而已和演员顾也鲁想到了香港“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当年在上海时，仨人都是“蚁社”里交往甚密的热血青年，知道董浩云曾资助过许多进步艺术家。顾董见面后，董说他很喜欢《小二黑结婚》小说，闲话一句，当即对顾氏表示：“你们的责任是拍好电影，资金由我解决！”并且要求，他只管出钱，但是不要挂名。这是董浩云的一贯作风，也考虑到不可让台湾当局获知，他资助了这部风摩大江南北的共产党电影。
又如在港期间，“船王”董浩云与地产商李世华、沈敏夫妇私交甚笃，当时董氏正在寻找与北京联络的渠道，夫妇俩就在香港中国银行副总稽核潘静安与董浩云会晤活动中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潘静安即潘柱，人称“潘光头” 他的另一身份却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简称中调部)驻香港负责人，也是李世华地产公司的董事，董潘俩人当然了解对方的身份。
沈敏是浙江平湖人，话剧演员出身，在三十年代上海进步社团“蚁社”旗下的蚂蚁剧团有才女之称。四十年代中后期活跃于上海影坛，曾在何非光导演的《花莲港》中沈敏饰演女一号、台湾高山族少女哈卡明娜。后去香港发展，并与当地豪门李世华结合，晚年随丈夫在美国定居。
左为上海益友社与蚁社合并后的业余剧团合影，右为沈敏头像照。合影的第二排左二为董浩云夫人顾丽珍，左三沈敏。后排加框左起依次李伯龙、董浩云和张菊生。
上海儿童图书馆
1940年国际儿童节，抗日捐款第一人应永玉以两个儿子的名义致函上海第九届庆祝儿童节筹备委员会，建议创办儿童图书馆。后获筹备委员会同意，并获中华慈幼协会上海办事处、上海工部局儿童保障科等12家机关团体的赞助，成立上海儿童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应永玉任筹委会常务委员，并与陈巳生、赵朴初等11人组成征募委员会。
工华难童收容所无线电培训班
青年时的董浩云被人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与夫人顾丽珍主动提议捐款“工华难童收容所”，而收容所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对新四军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碳。
抗日时期，孤岛上(指上海租界)收容所收容的难民达数十万，其中适龄但失学的难童数量众多，董浩云虽在天津航运界工作，但仍极关心益友社工作。
1938年3月，他回上海找老友李伯龙谈难童的教育问题，他说收容难民固然重要，但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也不容忽视，教育是本，孩子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他建议“工华” （简称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应为难童的教育问题出力，并资助一千元。 “工华”认为董浩云之建议完全正确，并接受他的捐款，董浩云不仅捐款办学，而且还负责难童的教育。随即李伯龙与张菊生联系“慈联会”负责人赵朴初商谈此事，“工华”向赵朴初建议：“由慈联会主办，工华担负经费并协助慈联会，开办一所专收儿童的难童收容所。”慈联会十分赞同，即由该会通知各收容所，首批挑选了九至十五岁的优秀难童400名，于1938年3月成立了“工华难童收容所”，并成立由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组成的难童教育委员会，采用陈望道、陈鹤琴主持的新文字运动推广委员会为主导的方法教育难童，用陈鹤琴等人特编的教材，运用拼音文字扫盲，进步神速，不到半年的培养，就有二十多名难童选送去新四军。
同年4月，收容难童组成无线电培训班，为中共新四军培训电报技术人员。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就是工华难童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中共党员。实际上“工华难童收容所”是一所培养小新四军的学校。而无线电培训班的成立留下了一个历史悬念，年轻的董浩云怎么会想到为新四军办收发报技术的培训班的？据赵朴初、陈邦织夫妇说法，是董浩云先与中共商定的，然后经中共协调，董浩云全权委托赵朴初。遗憾的是《董浩云日记》现存的日记起点是1948年3月的，不能说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据《董浩云年表》记载：
是年，担任“通成公司”运输部经理，后又担任“金城银行”船务部经理。
建议并赞助成立“中华难童收养所”（应为“工华难童收养所”）。
结识文艺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蚁社”，入股“梅龙镇”，并赞助李伯龙等出版《剧场艺术》。
上图是工华难童收容所无线电培训班全体教师和学生的合影。
工华难童收容所无线电班学员学成后被送往新四军，总共有至少66名学生送往新四军参加抗战。8月18日，赵朴初、陈巳生以“遣送垦荒”为名，由陈巳生利用其担任难民垦殖会主任的便利和在上海航运界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包租了英商太古公司的“新京”号海轮。首批800余人（其中有40名中共党员），主要是青壮年、少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不少收容所里的干部，其中，还包括一名特殊的小孩——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太雷烈士的二女儿张西蕾。
看着这艘渐渐离开上海大世界航船和这批即将走上抗日战场的年轻人，赵朴初心潮澎湃，咏诗一首：
黄浦江头送别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
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
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
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这批去参加新四军的难民和张西蕾坐船到温州后，由中共地下交通员带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抵达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云岭村。工华的这批学员，很多人都牺牲于皖南事变和抗日战场上。
上海幼幼教养院
在两年多时间内，难童学校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这些当年出自收容所的难童，除了已牺牲的烈士外，解放后都成了高级干部，如杨堤、李朴群、翁屐康、俞宝琪、邱宏瑞等。收容所于1940年7月因慈联会必需结束所有的收容所，“工华”认为不能听任难童再次流浪失学，经多方联系有关团体负责人，共同决定于1940年8月改名成立“上海幼幼教养院”继续运作。
据许晚成所编的《上海慈善机关概况》（龙文书店，1941年出版）介绍：“上海幼幼教养院，地址：开封路正修里九号；创办年月：民国二十七年。慈联会，及工部局华员总会合办工华收容所，民国二十九年七月改今名。目的：教养难童，学程等于完全小学。”理事长张文魁、陈选善；院长张菊生；主任：潘达；其他重要人员：朱廉湘、赵朴初等共二十人。难童经核准入院，至六年级或四年级修业完毕，由院方介绍职业或升学。
上图是山海里陈家保存的《上海幼幼教养院会议薄》原件。
据文中介绍，董浩云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来自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中通公司等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企业，总共募集资金达3030元。
以上捐款记录只是目前查到的《申报》所载董浩云向幼幼孤儿教养院大量捐款的部分捐款记录，当然他还经常向其他上海与地下党和左翼人士创办的慈善机构捐款。
以上是幼幼养教院的名誉理事长闻兰亭、 林康侯，理事长张文魁登报呜谢众多捐款者的启事。
净业孤儿教养院
上海抗战时期，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三大孤儿收养机构：工华难童收容所（幼幼孤儿教养院）、净业孤儿教养院（上海少年村）、上海福幼孤儿院是兄弟院校，学生、教师、乃至中共地下党的管理干部都是互通的，比如上海福幼院的副院长董斌（中共）就是陈巳生与赵朴初、张菊生商议后从幼幼教养院调来协助陈巳生和宁思宏（中共）的。这三个孤儿收养机构从1938年3月起至1954年全部结束，共收拢抚养流浪孤儿和烈士遗孤多达一万多名。
1940年6月，上海难民工作基本结束，国际救济会和难民收容所剩下的百余名难童被集中起来，成立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关絅之担任院长，赵朴初担任副院长并负责日常事务。担任教养院董事的陈已生动员陈氏家族全力以赴支持赵朴初办好教养院。
陈淼生与张佩珠夫妇的五个女儿。左起依次是陈善义、陈慈义、陈申义、陈静义、陈赞义。其中四位女儿投入净业教养院／上海少年村工作。
陈慈义，净业教养院食堂负责人；陈申义，中共、净业孤儿教养院老师，医学教授、重庆儿科医院副院长；陈赞义，净业教养院义工、参军、支内，教师；陈静义，净业义工、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解放后做教师一直到退休。陈善义也经常向净业孤儿院捐助生活物资。
左为由赵朴初亲自拍摄的净业孤儿教养院食堂开饭的照片，背对镜头的这位女士就是陈家陈慈义。右为赵朴初拍摄的陈申义在净业孤儿教养院给孤儿们上课的照片。
陈巳生的次子陈震中，1945年2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也曾在净业教养院任体育老师，南京下关血案和开国大典亲历者。
左：计淑人烈士（后排左四）在务本女中就读时的运动会合影；右：净业教养院部分师生合影。居中坐着的左起山海里陈家陈祖芬；程莲华；赵朴初；段力佩；曾国榕，（计淑人烈士的丈夫）。陈汝康的女儿陈祖芬是净业教养院（上海少年村）后勤负责人。
必须一提，1946年9月，曾任净业教养院教务主任的计淑人根据中共华东局的秘密指示，年仅31岁的计梅真（化名）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于1950年被捕后不幸血洒宝岛。
计淑人(1916～1950年)，上海松江县人，1935年进入务本女中就读，三年后毕业进入一家日资纱厂，加入上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志愿到条件最艰苦的难民收容所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台湾马场町牺牲。
山海里陈家都没有留下计淑人在教养院的任何留影，说明陈已生和赵朴初心知肚明，按规定消除了不应留的东西。
这是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上海少年村职员登记表，其中陈祖芬注明是来自净业教养院。
陈祖芬，也是《雪地红旗飞吼》里孤儿们说的“蒋师母”。丈夫蒋彤荪，是徐志摩的亲姑妈徐念慈的儿子，在浙江金华与日军作战时阵亡。蒋彤荪与陈祖芬两个儿子蒋祖同、蒋敦复和蒋彤荪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蒋震汝、蒋兰徵都从山海里陈家投奔了新四军。
陈祖芬唯一的女儿蒋梓宁，在抗战中因战乱缺医少药不幸夭折。再加上陈祖芬外公张月楂被日军故意惊吓而死，是故，陈祖芬跟日军有血海深仇。她全心全心投入拯救难童救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朴初亲自定稿的《陈祖芬同志追悼会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为人民、为革命后代服务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好事的“蒋师母”——陈祖芬同志。
陈祖芬同志早在1940年抗战期间，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先后参加了净业教养院和上海少年村工作，为养育被旧社会遗弃的难童，为培养人民的后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陈祖芬同志为了组织生产，改善给养，做了很多工作。她对教养院和少年村的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时刻把大家的冷暖放在心上，给了学生们一慈母般的温暖，受到了师生们的敬重。在白色恐怖下，陈祖芬同志曾冒着生命危险，对受国民党迫害的革命师生进行了可贵的帮助。
全国解放后，陈祖芬同志为了使子女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无后顾之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愉快地担负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为培育革命下一代付出了全部心血，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新贡献。在抗美援朝期间，曾被东北军区工业部门评为“模范家属”。
该悼词中赵朴初坚持要把陈祖芬称为“同志”，可见一斑。
坐中间者关静之比当院长的亲弟关炯之大二岁，赵朴初自己写“余幼，视关大姨（即关静之）如母。”——所以，解放后，赵朴初调北京任职，带关静之一起北上。关静之去世，留下一笔很大的遗产，被赵朴初上交国库。抗战后期，陈巳生的三子陈震海1945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1947年为躲避追捕，曾经跟姑姑陈祖芬一起到净业教养院与关静之、赵朴初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在上海少年村隐蔽并任化学老师，1948年秋天离开。解放后任上海卢湾团委书记钱其琛的秘书。
当时的净业教养院还成了地下党和抗日救国团体的秘密人员和物质的中转站。其设在上海静安区常德路418号，而对马路常德路421号就是日本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从“皖南事变”突围到上海躲进净业孤儿教养院的南方君等一百多小新四军，都是大日本皇军要追捕的对象-抗日军人。由此可见，信佛的赵补初心神若定，又可谓大胆心细将这些小新四军隐蔽在日本人的鼻子下。这批新四军小战士的所有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费用全部由陈巳生的哥哥陈淼生一人承担，极端情况，义不容辞。一百多新四军小战士在赵朴初和陈巳生的精心按排下均安全回到部队，南方君解放后任上海杨浦区文化局局长。
在日军明令禁止战略物资流入根据地时，在赵朴初的帮助下，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中共地下党员）冒着风险把拆开的织布机也送到净业教养院内隐藏，尔后陆续转运到新四军根据地。地下党吴大琨曾把收发报机等稀缺物资放置于净业教养院内，随后再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为支援抗战贡献了一份力。
左页：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是1945年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在册孤儿名单。其中王存根是上海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李志云是上海市静安区物价局局长；施咏康是著名的音乐大师；陆关寿是人民解放军副军级将领；沈宝麟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天文和孙根泉在朝鲜牺牲。右页：是净业教养院创办时的捐款档案之一，有山海里陈家陈淼生、吴大琨等人的名字，不少捐款者因怕暴露受到迫害，被迫记为无名氏或化名，但是赵朴初还是将捐钱者记录于私人帐本。
净业教养院所需的经费主要是靠化缘募捐。赵朴初每年几次为经费向佛教界、慈善界及有钱而又可能资助的人家登门求助。他向施主们详细介绍净业教养院的工作，还写了一本题为《流浪儿童教养问题》的小册子，并请社会活动家严景耀、雷洁琼到院做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因而三人结成好友。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山海里陈家三位祖辈的合影，左起：陈祖芬（陈淼生、陈巳生唯一的亲妹妹）、徐剑英（陈巳生的续配夫人）、张佩珠（陈淼生的夫人）。
三位老人的诚实慈祥的相貌让笔者想起，山海里陈氏后辈们一直记得，张佩珠老人曾郑重其事地告诉后代们，董浩云和小宁波包玉刚都是“中共的人”。
董浩云航运集团
去香港奋斗了20年后，董浩云航运集团最高峰时的船舶数目达到一百五十多艘，总吨位超挝一千一百万吨。1970年8月号美国出版的Forbes以“世界船业大王”为专题，排列了当时世界上航运业的著名人物，董浩云则名列第一。董浩云因而名符其实地成为享誉全球的世界船王。
回望香港航运界的历程，当年董浩云的船队沒有加入轰轰烈烈的“南船北归”的行列，成历史迷案。如今OOCL已成COSCO的下属船队，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3年前的一条信息更让人深感惊呀。
2020年6月的一条新闻报导更意味深长，退出集装箱海运事业的董氏家族，出人意料地增资获得在美国上市的希腊航运公司GasLog Gaslog部分股份，以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能源需求市场的角度分折，不得不佩服董氏家族一路走来好潇洒，足实让笔者推想一一他们是否继承船王的传统，又踏上新征途，带领全球华人海运企业再创航运辉煌？
遥想当年抗战时期，董浩云与老乡、中国保险业先驱董汉槎还在信托、保险事业上为抵制日本经济侵略，跟中共领导下“保联”的合作。董浩云、董汉槎跟中共地下党胡詠骐、陈淼生、陈巳生、程恩树、谢寿天一起合作得相当密切，有共同投资的企业和创立大上海分保集团，说他们是一伙的也恰如其分，这些真实历史将另辟章节再叙。
豪杰携手争自由，英雄辈出上海滩！
接续篇：《赵朴初创少年村、陈巳生、丁福保办福幼教养院和眉本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