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了，全国各级千万学子又重新回到了校园，开始接受新一季的教育。那么有关教育机构你了解多少呢？
有关教育一词，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当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教育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便是教诲培育的意思。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教育的历史也同样如此，早在教育一词出现之前，在中华文明的进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相应的教育机构。
相传早在远古的尧舜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应对当时需求的教育机构，称为成均，也可被认为是尧舜时期的大学。周代时期的最高学府称为辟雍，为周天子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大学，东汉以后的历代皆有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
在西汉早期，尊崇黄帝和老子思想的黄老之学盛行，当时只有私家教学，而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思想独尊儒家之后，采纳了博士官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在长安设立太学。
太学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可以不靠太学的资格就能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国子监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但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
唐代的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的父祖官爵身份有关。例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的官僚子弟及没有官僚身份的普通庶人，主要学习专门技术。
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需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科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年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被荐送，或荐送后屡次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宋代沿袭唐代制度，在洛阳和开封分设西京国子监及东京国子监，并增设了武学。宋代初年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并招收内舍生两百人。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包括太学在内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了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也有很大影响。
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朱元璋初定金陵之时，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太祖建都南京，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改学为监，故称国子监。永乐十八年，明朝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校内各种建筑2000余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学生已增加到8000多名，到永乐二十年达9900多人，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不断派留学生到国子监学习，但此种盛况为时不久，正德以后便日渐衰落。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乾隆年间，国子监分经义、治事二斋教学，曾使国子监出现“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可嘉景象。但清朝末期日趋腐败，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监生多以纳粟的方式入学，即向国子监捐纳财物从而成为监生。清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学部，国子监归入学部。
历代太学、国子监都很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初每年一考，后实行二年一考，考试分口试、策试和设科射策。东汉桓帝永寿二年，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探究学术，汉代尤其如此。以后历代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从太学设立开始，到后期增设的国子监，太学和国子监一直都是封建王朝的最高学府，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像太学、国子监这样由中央政府所创立的教育机构，称为“官学”；另一种则是私人或民间办理的学校，称为“私学”。
官学除了太学和国子监，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还有着其它不同类型的官方教育机构。例如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此类学校。
而像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等，则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而在地方，也有着数量众多的地方官学，作为对中央官学的补充。
在私学方面，最早的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西周王朝已经日渐衰落，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需要士为他们服务，因而争相养士，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对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私学便应运而生。
士阶层中逐渐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学术上各有长短，这四家均有私学。其中又以儒家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到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增无减，私学更加盛行。“从师”之风盛极一时，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私学内多传授古文经学，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期压倒了官学的地位。两晋私学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依赖私学得以维持。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着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熙宁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期，多位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讲学者，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而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奸臣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在这期间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并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等学派。
明代书院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授课、考试为主的考课式书院，形式等同于官学；另一种是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为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而此类的书院多被明代统治者所禁毁。
清代初期，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使之官学化。顺治九年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各省城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至光绪二十七年，则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中式义理与经世之学；二是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三是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
私学的兴盛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其生存和发展与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有着重要的关系。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偏狭、腐败之时，则私学较盛。
例如科举制度，它把读书、应考、做官联系到了一起，刺激了广大士人求学的积极性，因而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后来却发展畸形，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主体意识和追求学问的相对独立性，官学因而失去了活力，而私学却焕发了生机。
在官学制度建立之后，私学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继续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私学生徒常常数倍于官学学生，地方官学发展迟缓，地方私学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中几乎全无启蒙教育，启蒙教育则几乎全由私学或家学承担，成千上万的私学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私学教育还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儒家学说、黄老之学、理学、心学等等学派的发展，都与私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有些私学教育还颇为重视学风和气节的训练和培养，例如明代末期从东林书院发展出的“东林党”。当政治腐败，朝野风气衰败时，他们崇尚气节，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不惜以生命的代价维持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堪称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所敬仰的。